性別平等運動工作者黃嘉韻，是24年前台灣第一位公開揭發校園性騷擾案的受害者，當時她受到教授性騷擾，在婦女新知基金會、導演陳俊志協助下，集結四個案例拍成《玫瑰的戰爭》紀錄片，巡迴分享推動性平概念。事發後她放棄化工系改讀法律專業，現在成為NGO工作者，「透過影片和宣講可以影響人，讓我沒有那麼排斥再去碰觸以前的傷口。」
1999年，台灣第一個公開揭發校園性騷擾案，勇敢對抗體制，爭取調查真相的北科大學生黃嘉韻，她與其他三名身份不同，但同樣遭遇性騷擾和面對龐大的共犯結構的女性，奮鬥的過程成為紀錄片《玫瑰的戰爭》，這部影片不僅是台灣首部反性騷擾題材的紀錄片，也間接推動了2004年《性別平等教育法》，為台灣性平運動歷史寫下珍貴的一頁。
在《性平法》即將邁入20年的前夕，我們採訪長年致力於性平運動的議題工作者黃嘉韻（以下簡稱黃），從性別權力關係、社會文化結構的角度，梳理心路歷程之餘，也反思台灣性平運動的未竟之路。
Q：《玫瑰的戰爭》是台灣第一部以本土反性騷擾案件的紀錄片，請分享如何開始紀錄片拍攝的計畫？曾和導演、其他當事人有什麼互動？
黃：案件落幕後，協助我的婦女新知基金會，找到一個很棒的導演，叫陳俊志。他們希望這個過程能拍成一部紀錄片，問我有沒有意願？
這個事件後，我一直想要過新的生活，但我也覺得，這對於當時的台灣社會是蠻重要的事，這是第一起性騷擾成功的案例。如果能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留下整個過程，我覺得有它的歷史意義。
我當時還不認識陳俊志，但他拍攝的方式很自然，所以你不會覺得你是被拍攝的人，俊志就像一個朋友，在旁邊跟你聊天。我有遇過其他三位主角，比較常聯絡的是楊護士和陳經理，因為我後來轉念法律，她們有時候會詢問我的意見。
Q：片中學生、護士、企業經理、工廠作業員，四位當事人女性背景經歷都不同，但站出來為自己發聲後，同樣都遭遇了許多困境或二次傷害。當年你遭遇性騷擾案件如何求助？如何復原？
黃：在我案件發生時（註：1999年），那時候沒有《性別平等教育法》，只有大專院校的性騷擾相關處理原則規範，可是事實上，學校並沒有把規範當作指引，學校老師也沒有受過相關的訓練，所以他們的態度就是息事寧人。
當時整個運動都還在很初期的階段，我那時候求助無門，但學校裡還是有幾位比較有正義感的老師，因為他們建議，我才打電話給婦女新知。當時新聞好像連續播報了一個禮拜，有上升到公共議題的層次。
我那時候發生地點是在台北市，台北市政府給了我六個月的心理輔導諮商的補助，後來就是靠自己了。像楊護士她走司法程序，陳女士是有宗教信仰的支持，工廠的林女士的家人很支持她，我就是自己去思索整個過程和規劃自己新的人生吧！
其實，我的家人當年沒有很支持我去申訴，我沒有和他們多溝通，我只知道我必須要做一些事，避免有下一個受害者。那時候校方突然殺來我們家，我父母嚇一跳，才知道原來我還繼續做，這是一個蠻漫長的拉扯。
那時候，每一天都是非常漫長的，這件事其實很難有別人一起來做，得自己去面對，整理思緒或證據都得靠自己，所以會有很孤單的感覺。可是我覺得，這條路上既然是自己選的，就必須走到我覺得可以的地方。
Q：陳俊志導演曾用「sisterhood」（姊妹情誼）的概念，來呈現片中弱勢者跨越不同社會階層去結盟的姐妹情誼，在您的經驗中，性騷擾受害者彼此如何相互支援？
黃：「支持」這件事，需要方法，而且需要很深的友情。在正式申訴的路上，進到制度層面，要去調查的時候，有人支持當然非常好，但當事人一定是單獨去面對這些事情，所以那條路上會很孤單。他們或許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或是會覺得很難過你遇到這樣的事情，可是那個箇中的痛苦和掙扎，只有當事人自己能夠轉化吧！
即便同樣經歷性騷擾，但每個性騷擾的樣態，還有每個人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我可以告訴他們，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挫折跟困難，或是什麼相關資源可以使用，但我還是會把那個決定的權利，交回到那個被害人的手上，因為人生是他的，不是我的。
如果我們身邊親友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我覺得第一個就是傾聽，第二個協助他們，告訴他們有什麼樣的管道，可以先詢問有相關經驗的人，在申訴之前做一些蒐證、注意的事項。
每一個當事人都會希望，當他把案子講出來的時候，別人是信任他的，相信他講的話是一個事實。一開始，你要找到一個真的願意相信你的人，讓他在旁邊傾聽，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很重要。至於過了這段時間，你的人生要如何重整對人的信賴？我覺得那就是另外一個課題。
Q：二十多年來至今，您認為這部紀錄片是否對社會的性別平等觀念產生了影響？
黃：當時紀錄片有巡迴放映，我印象最深的一場，是陳俊志帶我去參加景美女中放映，幾乎全校都來聽，也是我第一次拿麥克風。我很震撼，看到那麼多人，她們的鼓勵讓我很驚訝，她們覺得我敢把事情說出來很勇敢。這件事可能就是開啟我後來做NGO的起點吧！那是一個正向的回饋，透過影片和宣講可以去影響一些人，讓我沒有那麼排斥再去碰觸以前的傷口。
（有遇過負面的回應嗎？）也是有，他們有人會覺得說這種事過那麼久了，你自己又是當事人，怎麼可以做講師？通常發出這種質疑的，都是男老師為主，就是性別盲。我當時回說，如果被害人都不能講自己的故事，誰來替我講我的故事？
現在看來，這部紀錄片最主要的影響就是2004年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我當時看那個法條，彷彿是看到用我的個案去做修正，我的個案裡曾發生的一些缺漏有被補起來，例如學校的調查時間不能拖延、保密義務等。
修法後，陸續有人去開始提相關的申訴，一開始當然數量還沒有很多，出來面對還是需要一些勇氣，那時社會觀念還是蠻老舊的，後來慢慢地申訴人數有提升上來。
Q：案件發生後，您轉學改念法律系，後來成為律師和NGO工作者，致力於性騷擾防治和性別平等的領域，請談談您的生涯轉變？
那時候，因為化工這條路上已經沒有我可以走的路了，我就想說，轉學考念法律系吧！因為以前被學校老師騙，用錯誤的法律的資訊，說申訴會被告誣告、罰錢，我當時被嚇到不知所措。如果我懂法律的話，就不會被他們騙了，以後我的專業也可以幫助像我一樣的人。
我其實曾經去業界當過一段時間的法務，想了解企業在做什麼，有員工遇到不好對待，我會私下去協助他們。我也去觀察企業有沒有去落實立法的保障，像我當時是企業裡第一個請生理假的人，那時候法規已經有，實務上其實根本沒人敢請。我第一個請，結果被上級罵到狗血淋頭，但後來大家都敢請了。
Q：片中您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您對「正義」的想法是什麼？
黃：這是我一直到現在完全沒變的想法，我記得很清楚，我覺得這世界上並沒有所謂正義，因為事情都發生了，怎麼可能會回到原本的最初的地方？只有補救而已。去補救那些受到損失的人，給他們心理上的關懷或滿足而已。
法律不是萬能的，到現在為止，只要跟性別的法律有關的法，都是很多受害人的故事累積起來的。你看《跟蹤騷擾防制法》幾乎都是靠受害人，甚至有時候是生命堆疊出來的法律，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三部性平法，真的是血淚斑斑！
台灣的性騷擾沒有一個總法，我都說叫刪去法，用場域、身分來區分，因為我們都是急就章，第一個出來的是《性別平等工作法》，立完了之後就發現校園也需要，於是又有了《性別平等教育法》，那這兩個地方以外怎麼辦？就有了《性騷擾防治法》，這三個法主管機關也都不一樣。
Q：儘管性別平等三法已通過，但台灣今年爆發的Metoo運動中，我們看見受害者仍然很難透過法律途徑去申訴，您如何看待？
黃：我覺得台灣有改變，有越來越多人願意把自己的經歷講出來，可是這波Metoo還是代表，有些人選擇了10年、20年後才講出來，就代表說他們對於法律沒有那麼大的信賴感。
我覺得法律能改變的有限，但周遭能給予的力量和資訊反而是比較重要的，如果事發當下告訴他一些處理管道，會遇到什麼問題，教他一些該處理的方式的話，或許他的願意出來的申訴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MeToo運動的限制在於，雖然把話講出來，心理上可以平復一些，但是當權力還是很不對等，或你面對的是一個很有資源的人，還是很困難，我們社會還是會有完美被害人的迷思，會先去檢視被害人沒有問題，才有可能去相信他。我鼓勵大家不管要不要說出來，先做好保護自己的動作，蒐證，提起要走的申訴管道，那才是一種保障，否則就會遇到風險。
Q：你也時常在校園演講和協助相關性平案件調查，作為教育現場第一線人員，您怎麼看待教育場域和能做的事情？
黃：我覺得教育是最重要的，我們太缺乏情感教育了，所以連怎麼跟人家談戀愛，怎麼去拒絕，怎麼去分手，什麼都不會，就衍生出很多跟蹤、騷擾甚至兇殺案。性教育的部分我是覺得有進步，可是情感教育的部分還是很缺乏。如果我們教我們的孩子，要怎麼去面對這些事情，有時候甚至不用到法律，因為法律是最後的一個保障的方式。
今天的學校有一個狀況，現在學生不會處理感情問題，所以他們常常反而是用性平案件來處理，當初性平法的立法，是要處理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案件，現在變成很多是拿來處理情感問題，這很適得其反，浪費資源。情感問題不是我們一直要自己去學習的問題嗎？所以我才會覺得情感教育，反而才是最重要的議題。
【延伸推薦】
紀錄片｜《玫瑰的戰爭》：20年前有四位女性勇敢站出來，控訴她們在職場與學校受到性騷對待。紀錄片導演陳俊志作品「玫瑰的戰爭」，重新回看20年前的台灣，20年來，台灣性別與人權運動前進了多少？
文章｜吳曉樂：性暴力始終來自於「權力」，2002年的紀錄片早已預示
採訪撰稿：藍雨楨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2023.12.29
藝文工作者，自由撰稿人，清華大學人類所碩士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