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傅榆曾在紀錄片《不曾消失的臺灣省》中說，身為一個從「非本省」家庭長大的小孩，她其實本來對「臺灣」是不存在認同感的。紀錄片直指臺灣人的省籍與族群認同，而兩位不同世代的大學師生觀影後，如何對照自我的生命經驗？
編按：本文為《觀點同不同》邀請臺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林瓊華、學生呂柏翰，觀看《不曾消失的臺灣省》後，一同對談分享。
在《不曾消失的臺灣省》紀錄片中，傅榆導演運用幾段戒嚴時期的臺語電影片段，配合著在影片中以口述的方式闡明的觀點，以自己的生命經驗道出了眼中的外省與本省。
看完此片後，我與林瓊華老師卻共同感到一種「模糊」──而且似乎是作者出於刻意「語焉未詳」的「模糊」策略；影片所呈現出的，並非如簡介所說的那樣直白。
《不曾消失的臺灣省》一片，有別於以往所看的紀錄片形式，影像及口述的穿插似乎在傳達著對於省籍的明確觀點。但卻隨著後半段傅榆導演遲疑地回答旁白提問的應答片段，似乎又弱化了前面大部分的脈絡，傅榆導演呈現了對於自己不被認同的「情感性」反應，但避開了省籍議題的實質內容與價值問題。
是不是傅榆導演有意利用鏡頭的安排，給予觀者模糊的感受，而非完整硬直的觀點論述，來碰觸臺灣最複雜的議題之一？
也因為紀錄片的模糊狀態，讓我與老師產生了許多的討論與辯證。
語言：好學生都是「國語」說得很流利的，說臺語的臺灣人形象都很差
對於千禧世代的我而言，臺語就是伴我長大，會聽會說但也不是非常輪轉的語言。平常家裡都是講「國語」，到了阿嬤家老爸才又切換成臺語跟阿嬤說話，這樣的現象讓小時候的我很困惑，問老爸為什麼阿嬤臺語比較好？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只會講臺語，學校都要求講『國語』啊，上課都聽不懂，而且講臺語還要被處罰唉！」老爸笑著回答我，那時候才知道他是上學之後才學會國語的。
而這次與老師的對談，又更認識了當年國民政府施行的國語政策。
老師分享，「小時候家裡都是講臺語，是一直到進了幼稚園才開始學注音符號說『國語』。上小學後，教室牆上貼著班規第一條就是『禁止說方言』。當時電視、電影裡面體面的男女主角都會說一口好『國語』，穿拖鞋、吃檳榔的流氓、混混、小瘪三都講臺語，這使臺語家庭的兒童上了小學後，開始對自己的母語感到自卑；還記得那時候從學校回家，有時聽到日語世代的父母在有些場合必須捲著舌頭講的『臺灣國語』，小小心靈便隱隱覺得難堪。
在當時戒嚴體制的語文教育制度下，臺灣人小孩除了對母語感到自卑，也對於自己的本省人身分自卑，因為從學校到影視媒體環境，所謂的「好學生」都是『國語』說得很流利的，英俊美麗的男主女角也是，但說臺語的臺灣人形象都很差。
也就是說，當時的「國語政策」，使語言產生了排他性。因為官方語言被設定為國語，原來多數人使用的母語便成了「方言」，就好像低了一階。
地理：犧牲其他縣市的環境、健康 成就了臺北的經濟發展
成長於臺北的老師，大學開始參與過多次環保運動，「從臺灣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可以看出，政府將具有汙染性的產業置於中南部，像早期的五輕（高雄後勁）、後來的六輕（雲林麥寮）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臺灣的經濟發展成就了臺北，汙染留給中南部，這也正是另一種『犧牲的體系』，犧牲了其他縣市的環境、健康，換取了臺北在經濟、環境等各項發展的優勢。臺北以外的工業區，供養了臺灣發達的經濟。」
南北部在「犧牲的體系」下，生活環境產生了頗大的差異，也造就了在紀錄片中所提及的，外縣市不是很喜歡臺北人的現象。然而除環境差異外，南北部的人口組成也非常不同。
從《臺灣戰後人口普查地圖集》中可以發現，外省族群在北部最為密集。而如果以傅榆本身從臺北到臺南讀書來看，她本身也是一位「出外人」。從地理的「外」，也對照著自外省族群較密集的北部，進入本省人較多的南部，身份上的「外」也自然地被突顯了出來。
社會：本、外省區隔 國民黨打造出有利於外省族群的政治及就業環境
戰後隨著中國大陸移入的百萬餘各省人口定居臺灣，相對本省臺灣在地人民，這些來自「臺灣省」以外的人，被稱為「外省人」。而外省人與本省人除了地理、民族、歷史經歷上的不同，國民政府在戰後所實施的政策，也將本、外省的區隔，轉成為制度層面的差異。
老師指出，戰後的臺灣，國民黨政府打造了一個有利於外省族群的政治及就業環境。從1948年開始，考試院就依照內政部戶口統計，制定了治權只及臺灣的「中華民國」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標準；1950年的全國首次公務人員考試開始採用這套標準。
以定額比例標準計算，臺灣人佔總人口比例87%，錄取的548人中，臺灣籍僅佔8人，本省籍錄取比例不到2%。而當年高考結果，臺灣省錄取7人，其他省籍錄取者高達179人。雖然之後這套制度有所調整，臺籍錄取比例也提升了，但採省區定額的錄取制度本身即違反平等原則，一直到1992年，由全面改選的第二屆國大代表進行修憲後，才結束了這套不平等的公務人員錄取制度。
這樣的不公平制度、國語政策，將本省、外省族群區隔開來，產生了位階上的高低差，同時也造成了兩族群間的對立。雖然到了現今已不見明顯的區分，但被再次提起時又能掀起一股波瀾，就像是《不曾消失的臺灣省》這部影片一樣，談到省籍議題就會又激起某些討論。
如果從大環境來看，當時從中國來臺的外省族群，沒有如原先就住在臺灣的人有家族、土地、人脈等資源，所以新來到的政權，就用了制度的方式，讓外省族群能夠在公職體系下被保障。而本省人就在國民黨政府鞏固政權的策略下，被排除在外。
政治：「等一下回去不要跟你外公說，你爸投陳水扁喔！」
「等一下回去不要跟你外公說，你爸投陳水扁喔！」去外公家的路上，我媽半開玩笑地跟我說。2004年臺灣總統大選，8歲這年我第一次對所謂的黨派有了基礎認識，在家裡電視畫面滿滿是綠色的旗子，外公家電視裡的畫面則是藍色的。
我小時候其實會滿疑惑的，為什麼大人麼好像很熱衷於政治黨派的事情，還常常產生衝突。會覺得「國民黨是不是做了甚麼事情讓很多人反感？」我這代人，其實漸漸看不見臺灣原有的社會氛圍，是後來慢慢接觸到一些關於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等等的資訊，才些許理解。
老師提到，以前看電影是需要先起立唱國歌的。在她大學的時候，如果聽到升降旗時的國旗歌，就算在路上走到一半，還是要停下來。有次放學後，她走向校門口的路上，學校剛好播放降旗時的國旗歌，當時老師已是「覺青」，並沒有就地立正，反而有意識地繼續向前走。降旗結束後，就有「愛國青年」跑過來質問，為什麼聽到國旗歌不停下來站好？還有約的老師看看手錶後回答：如果你想知道的話，請給我五分鐘，我們可以坐下來，我告訴你為什麼。但對方卻露出嗤之以鼻的不屑表情掉頭離去。
老師進一步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當年她認為在臺灣戒嚴時期成長受教育的臺灣人，除了努力補課，也必須有意識地進行一種政治上的自我「除魅」過程，透過各種方式，獨立思考，並有勇氣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開始慢慢去實踐那些違逆大眾的「小事」。
譬如在電影院播放國歌時繼續坐著、升降旗聽到國旗歌拒絕就地立正、有意識地把大眾言必稱「蔣公」的稱呼改為「蔣介石」、改「國父」為「孫逸仙」，不需要聽到有人講到「蔣公」，身體即刻就要坐正，也沒必書寫時在「蔣總統」前面空一格等等。不僅是對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的認識，黨國教育透過身體規訓，仍存在我們腦袋和心智的威權遺緒，也是臺灣轉型正義過程中，每個人都應自我省思的一部份。
認同：臺灣人，你到底是誰
我們該如何看待自己？我們該如何稱呼現在所站在的這片土地？臺灣錯綜複雜的歷史，構成了形形色色的我們及價值。
還記得有一次遇到年長者，聽我會說臺語，很本能的用臺語對我說：「你是臺灣人喔？」當下我知道，他說的臺灣人其實是「本省人」的意思，然而我無法直接的回應是或不是。我不清楚是否會講臺語的人就可被稱臺灣人，而且我的身份也不是最「正統」的。我的媽媽來自「芋頭番薯」的外本省家庭，爸爸則是本省家庭，而這樣的家庭背景也長期影響著我的認同。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讓我看見了不同視角下的世界，也讓我對於自身及土地的認同不斷游移。
瓊華老師一輩的人們，透過體察國民黨政府專制且不合理的行為，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而後在反省中認同臺灣。而年輕一代的我們，對於臺灣的認同多數來自於中國的威脅，然而撇除威脅後，沒有經歷過那段戒嚴歲月的我們，認同的是臺灣的什麼價值呢？
這樣的疑問困擾著我，卻無法阻隔我與臺灣這塊土地的連結。我們透過像瓊華老師這樣對於臺灣有著強烈情感的前輩們，知道臺灣、認識臺灣，一點一滴找回失落的那些記憶。而對於自己，似乎會是傅榆導演在紀錄片所呈現的那樣，認同就是一種不斷在游移中自我探詢的過程。可能無法確切的給出答案，更可能在過程中迷惑。然而卻能透過自身去感受、連結身邊的人、事、物，無關國族、血統，一點一滴地將飄浮在空中的我們，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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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瓊華、呂柏翰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2.2.21
林瓊華，大學時期受環境運動啟蒙，開啟了知識與生命連結的途徑。於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完成有關臺灣第一代民主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博士論文後，返台發表過數篇論文，收錄於幾種期刊與論文集。目前於臺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曾短暫任職促轉會研究員，辭職後與永和社大合作，推動「中正紀念堂歷史小旅行導覽員課程培訓計劃」。呂柏翰：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學生，興趣為不務正業、且看且走，卻在路上栽進了臺灣歷史的漩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