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數位科技有能力保存逝者的影像、聲音、記憶、思想甚至人格時，是否就真正留下了一個「人」？紀錄片《數位轉生》（A. I. love you）罹癌的主角委託科技公司打造自己的AI APP以陪伴家人，數位科技已能做到模擬全腦意識活動、保存記憶，複製人生經驗，但死亡仍提醒著人們「生命有限」，正是死亡所賦予的界線，才使生命具有特殊的價值。
死亡，從世俗的角度而言，是人類極度擔心、害怕，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生命必然。死亡剝奪了我們繼續體驗生命美好事物的可能，包括愛、快樂、體驗與學習。因此，一般而言，人們總會想盡各種方法延續健康的生命。以臺灣平均壽命約八十歲來看，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因罹患癌症而離世，往往容易讓人產生「他少了許多體驗人生的時間」的遺憾。然而，隨著數位科技快速發展，虛擬語音助理可以提供對話，人工智慧能夠透過學習與技術探勘大量數位資料，控制系統也逐漸具有更高的自主性，再加上人格捕捉與腦模擬技術的進步，人類長久以來對生命的核心信念，正逐漸面臨顛覆性的改變。
過去，在教育小孩時，都是基於人們相信生命是一條單行道，也因此形成「向死而生」的古老生命教育態度；然而，數位科技的發展，似乎正將人類帶向「數位永生」的可能。永生不再只是存在於宗教或想像世界之中的概念，科技甚至可能進一步模擬全腦意識活動、保存個人記憶，甚至複製一個人過去的人生經驗。就如同電玩世界中的角色可以重新開始，生命是否也可能透過科技獲得「再一次」存在的機會？
《數位轉生》（A. I. love you）紀錄片中的主角史蒂芬發現自己罹患肺癌，而且治療效果並不理想。面對死亡，妻子凱瑟琳仍堅定地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能夠繼續與史蒂芬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即使史蒂芬的肉身最終離開這個世界，她仍希望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兩人之間的陪伴。因此，在史蒂芬同意之後，他們委託數位科技公司設計一套虛擬機器APP，將史蒂芬的影像、思想、語言與個人資料等加以整合，使史蒂芬即使死亡之後，仍能以數位形式陪伴家人。
哀悼的另一種選擇：「數位永生」
哀悼的意義，在於建構一種持久性的記憶，同時也是告別過去依戀、重新將逝者的記憶融入家人生活的歷程和勇敢地向前走。過去，人們通常透過照片、傳記、影片、追思活動等方式，以單向的形式表達對逝者的懷念；有時，我們甚至會將逝者未完成的志向，納入自己的生命意志之中，藉此延續逝者對自身的影響。
然而，數位永生科技的出現，使這種傳統的哀悼方式產生根本性的改變。不只是保存照片或影片，還能使逝者以某種程度的「互動性」繼續存在。數位永生者可以依據生前留下的記憶與資料進行對話、學習與適應，甚至可能持續影響身邊的人。這就像一位遠行的家人，生者仍可以透過手機與他對話、分享心事，甚至模擬逝者繼續經營原先的網路平台、發表意見。互動越多，數位永生者也可能累積更多資料，進一步學習並適應環境的變化。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甚至開始想像，未來的科技是否可能讓逝者以另一種形式重新「重生」。
這項虛擬技術的應用也不僅限於處理死亡與哀傷。在企業組織中，同樣的技術可以用來保存離職者的角色與經驗，使繼任者能夠透過虛擬角色取得工作建議、專案資訊與過去累積的經驗，進而降低人員離開所造成的知識斷層，使工作得以無縫接軌，維持組織運作。由此可見，數位永生科技所改變的，不只是人類面對死亡的方式，也可能重新定義知識、經驗與個人影響力的延續方式。
數位永生能否取代真正的人？
從上述發展來看，科技正在改變傳統「生命永續」的方式。過去，人們透過生育、文化傳承與創作等方式延續一個人的影響，例如生育下一代以延續基因，或者透過寫作、繪畫、音樂、研究成果等創作，使自己的思想在肉身消失之後仍然留下來。這些方式都使生命的影響得以超越個體存在的時間。然而，數位永生是一種更接近「模擬存在」的形式。這樣的發展，這樣的想像既令人期待，也讓人不安。
真實的人與人之間，可以透過身體擁抱、情感分享與精神交流建立關係，也會因為意見不合而爭執，甚至在爭吵之後重新和好。正是在這些真實而複雜的互動中，我們看見彼此的差異，也學習如何繼續與對方相處，更深層的是透過這套模式，自我發現與創造，形成「我之所以成為我，是因為你的存在」。然而，雲端上的「人」，主要是依據過去留下的資料，透過演算法進行分析與回應。它或許能夠隨時迎合家人的需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討好」家人，但這種完美的順應，反而可能失去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不可預測性。
也許，在告別式之後，一個數位化的逝者可以撫慰家人的情緒，讓家人產生「他仍然存在」的感覺。然而，它終究無法真正取代身體上的情感交流，也可能難以真正經歷意見不合、爭吵、和好以及相互理解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正是在這些衝突與差異中，看見自己與他人的不同，並學習如何繼續相處。這些生命經驗，恐怕很難單純透過雲端資料與演算法完整複製，即使在數位技術下，能模擬衝突，但只要生者關掉雲端，就無法繼續過往的討論；相對在生前，彼此無法將對方一鍵抹除。
死亡與哀悼的過程，是重新認識自我的契機
家人的離世，不只是失去一個重要的人，同時也可能剝奪自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因為我們的「自我」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們往往透過與他人的關係來理解自己。因此，死亡也成為重新建構自我的重要契機。
死亡帶來的悲傷，正是因為我們曾經對逝者具有深刻的價值認同。我們之所以悲傷，是因為失去了一個不可替代的人。這種失去同時也是一種深刻的自我發現，使我們理解到「我」並不只是單獨存在的個體，而是與他人交織而成的存在。例如影片中的凱瑟琳，隨著史蒂芬的死亡，不只是失去丈夫，也失去了「妻子」這個重要的社會性角色。史蒂芬死亡之後，她必須重新思考：失去這段關係之後，我是誰？我的生活要如何繼續？我要如何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
因此，悲傷與哀悼是一段重新釐清自我的歷程。人在痛苦中被迫思考失去重要他者之後，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從這個角度來看，哀悼其實證明了我們曾經真摯地承認並尊重另一個生命的獨立價值，而不是僅僅把他人視為滿足自己需求的工具。
數位科技或許可以延緩哀傷，讓人暫時不必面對失去所帶來的痛苦。然而，死亡終究會一次又一次地提醒生者：生命是有限的，而正是死亡所賦予的界線，使生命具有特殊的價值。因此，面對死亡與悲傷，我們真正需要的或許不是想辦法將它們消除，而是學習如何透過思考，理解死亡與悲傷在人類存在經驗中的核心意義。
那麼，如果說過去經驗構成了我們對一個人的記憶，未來的體驗，其實可能比單純保存過去更具有價值。與他者共同生活的意義，通常不只在於回憶曾經發生過什麼，而是在於兩個人共同相信某些事情，並且努力完成它們，例如養育孩子、探索未知、共同建立家庭與生活。也正因為生命具有終點，我們今天所做的承諾、選擇與愛，才具有不可複製的價值。
死亡讓我們知道生命有終點，悲傷讓我們知道曾深愛過
從更深層的角度而言，人並不是完全獨立、自足的個體，而是與他人彼此依存的存在。這種「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也意味著人具有「脆弱性」（Vulnerability）。我們的生命深刻依賴他人，因此當重要關係突然被死亡切斷時，悲傷便成為這種相互依存被硬生生扯斷之後所產生的痛覺。
死亡真正造成的損害，或許不只是死亡本身所帶來的未知與恐懼，而是它突然切斷了一個人與世界建立連結、創造價值以及實現「未竟可能」的機會。死亡之所以令人悲傷，正因為一個人原本還可能擁有許多未完成的人生，而這些可能性卻被迫終止。也因此，生命正因為具有邊界而更加深刻。時間是一種有限的資源，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還擁有多少時間，所以我們今天所做的承諾、選擇與愛，才具有無法複製的價值。
悲傷不是一種需要被消除的感受，而是愛的代價，也是重新開始的起點。它讓我們承認自己深深依存於他人，也迫使我們在關係斷裂之後重新思考「我是誰」，以及「我將如何繼續生活」。從這個意義而言，哀悼不只是情感上的反應，更是一個涉及道德與理性的生命歷程。
科技可以延續記憶，卻未必能延續生命。《A. I. love you》所帶給我的重要思考是當科技真的有能力保存一個人的影像、聲音、記憶、思想甚至人格時，我們是否就因此真正留下了一個「人」？科技可以保存過去，也可以模擬一個人的言語與行為；它甚至可能讓我們在失去親人之後，仍然能夠與某種形式的「他」進行對話。然而，真正的人生並不只是由記憶所組成。生命之所以珍貴，正在於它具有不可預測性，也具有時間限制。真正的關係包含相遇、陪伴、衝突、和解、共同完成某些事情，以及面對未來未知的可能。
如果一切都可以被保存、複製與重新演算，那麼生命是否反而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獨特性？如果逝者永遠以數位形式陪伴我們，我們是否還能真正完成告別？而如果我們不再告別，又是否可能失去重新建構自己的機會？面對人工智慧與數位永生的發展，也許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如何重新理解死亡。死亡讓我們知道生命有終點，悲傷讓我們知道曾經深深愛過，而哀悼則讓我們重新確認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承認所有生命都具有平等的「可哀悼性」，也可能成為建構更具包容性與正義社會的重要倫理基礎。
最後，科技可以延續一個人的資料，可以保存一個人的記憶，甚至可能模擬一個人的言語與人格；但是，生命的真正價值，也許仍然存在於那些無法被完全複製的共同經驗之中。正因為生命有限，我們才必須珍惜當下；正因為死亡不可避免，我們今天的愛、承諾與選擇才具有重量。真正值得我們追求的，或許不是「數位永生」，而是在有限的生命裡，如何與他人共同生活、共同創造，並留下值得被記憶的人生。
【延伸推薦】
紀錄片｜《數位轉生》（A. I. love you）：史蒂芬的生命正在倒數，但妻子卡特琳捨不得放手。她決定在丈夫離開之前，用人工智慧複製他的聲音、記憶與性格，打造一個不會老去、不會死亡的數位分身。這是愛，還是恐懼？當死亡不再是絕對的終點，我們要如何學會放手？而我們又是否應該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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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用AI復活死者有爭議嗎？解析死後人格權與數位資產的處理方式
作者：徐永康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2026.10.20
徐永康博士目前擔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執行長，同時也是政大臺灣蒙特梭利教育基地的協同主持人。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並取得教育哲學博士學位，擔任過金鐘獎與金鼎獎評審。長期深耕實驗教育、生命教育以及兒童學的推廣與研究，關注兒童如何聽、如何看以及怎麼想的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