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攝影師赫維格（Christopher Herwig）的公路之旅從2017年展開，他熱衷於拍攝公路旁天馬行空創意的巴士站建築，走過十四個前蘇聯國家，開了五萬多公里的路圖，紀錄一百五十多座巴士站的身影，集結成《蘇維埃巴士站》攝影集。他不斷追尋與反問：這些獨特設計是一種反叛行為嗎？是在一個凡事都受到控制的社會中，低調呼喊著自由嗎？
「巴士站對我來說，就像謎團。」加拿大攝影師克里斯多福·赫維格（Christopher Herwig）這樣說，人們叫他「巴士站獵人」。
「加拿大只有無聊的巴士站。」他說。可是，在前蘇聯的公路上，他一次又一次停下車，問自己同一個問題：這些規模不大、卻顯得壯觀的獨特設計，是一種反叛行為嗎？是在一個凡事都受到控制的社會中，低調呼喊著自由嗎？
從攝影集變成紀錄片，《蘇維埃巴士站》計畫的創作初衷
赫維格的公路之旅從2017年展開，起點是史達林的出生地、喬治亞的哥里（Gori）。在赫維格的工作室牆上，貼滿一張張巴士站的照片：蘑菇、皇冠、海浪、飛鳥。
「多年來，巴士站成了我的一部分。就連晚上做夢時，我也在開車尋找，發掘我清醒時冀求的古怪神奇創作。」
二十年來，他從俄羅斯的韃靼斯坦拍到烏克蘭的黑海岸，走過十四個前蘇聯國家，開了五萬多公里的路，鏡頭底下留住一百五十多座巴士站。丹麥導演克里斯多福·海格斯瓦德（Kristoffer Hegnsvad）把他的追尋拍成紀錄片《蘇維埃巴士站》。
赫維格說，並非所有蘇聯建造的巴士站都能被稱為「主角」，有數十萬座只是按照基本設計蓋的，想找到獨特的並不容易。但主角一旦現身，就讓人忘不掉。
連名菜「基輔雞」都標準化的國度，巴士站偏偏千奇百怪
這些巴士站有多「異類」，得放回蘇聯的脈絡裡才看得清楚。
在1978年的《蘇聯：新面貌》（The Soviet Union: A New Look）影片中提到，蘇聯經濟受到中央計劃的管控，對時尚服飾這類非必需品並不重視；在這片土地上，所有通訊形式都由國家控制。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份子，很早就意識到，藝術可以成為塑造新社會的強大工具，音樂與繪畫也能傳達政治訊息，藝術必須要有用處，實驗性作品不受鼓勵，因此1930年起，與眾不同的藝術家就沒有立足之地。
俄羅斯莫斯科建築學院教授安娜·布羅諾維茨卡婭（Anna Bronovitskaya）說，「60年代、後史達林主義時期，最初的想法就是一切都要遵照標準設計，以便宜、簡單又迅速的方式建造。」
赫維格有一位拉脫維亞朋友，也曾對他說：當時所有東西都要合乎標準，連食物也不例外，你在塔什干或莫曼斯克各點一道「基輔雞」（котлета по-київськи），外觀和味道都會一模一樣。
偏偏在同一個年代，路邊這一系列的巴士站，卻長滿了非標準化的設計。
最固定的混凝土，長出最自由的形狀
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接著掌權的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最早的重要演說之一，就是讚揚預製混凝土板的優點，並稱那是「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基石」。「赫魯雪夫樓」（Khrushchyovka）從此成為那種容易建造、比肩而立的公寓大樓的非正式名稱。
然而，同樣的混凝土板，到了路邊就長出了自己的樣子。
烏茲別克的古利斯坦，兩座粗壯的混凝土墩撐起一片斜挑的頂板，簡單、乾淨、俐落。赫維格懷疑部分板材本來有不同的用途，上頭微微勾起的預製掛鉤還在。「他們用現成的東西，試著建造出古怪的東西。」最固定的材料，在無名工匠手裡，長出了最自由的形狀。這也讓赫維格聯想起他最喜愛的哈薩克巴士站。
愛沙尼亞「蜘蛛」巴士站：真正的藝術應該存於街頭上
沒有官方檔案記錄這些巴士站出自誰手，所以每找到一位創作者，對赫維格來說都像一場小小的勝利。在愛沙尼亞的尼齊庫，八隻鏽紅色的長腳撐起木造的傘頂，遠看真像一隻停在路口的大蜘蛛。
埃努·梅拉（Enu Mäela）與尤里·康薩普（Jüri Konsap），是這座驚人巴士站的設計師。1971年，因新開道路，他們為當地人建造了這隻木製蜘蛛，「沒有人把他視為蘇聯的產物，它是我們的。」
蘇聯藝術家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有句名言：「藝術不該主要存在於名為博物館的死亡聖殿裡，而是應該存在於街頭上和工廠裡。」這些巴士站恰恰長在他說的地方。
古怪反常的設計是政治宣傳，還是藝術家之手？
有一種說法：獨特的巴士站之所以存在，純粹是要傳達訊息。
顯然有一些巴士站是為了蘇聯政治宣傳，例如白色牆面畫滿鐮刀、鎚子與紅星。但赫維格覺得並非總是如此，「我經常後悔，把我的攝影集取名為《蘇維埃巴士站》。」他認為許多巴士站頌揚的是當地小鎮或地區，而非蘇維埃政府。
立陶宛巴士站設計師康斯坦丁·雅科夫列夫·馬特茨基說：「巴士站的獨特之處，也是不同共和國之間的地區差異，白俄羅斯有自己一套解決方法，我們立陶宛人也有別的方法。」
巴士站成為聚集地，也讓當地社群參與建造和裝飾的過程，這可以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實踐。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Иосиф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родский）的句子，正好落在這些水泥小屋上：「抵禦邪惡最可靠的方法，是極端的個人主義、思維的獨創性、異想天開，甚至可以說還有古怪反常。」
「離中央越遠，受的控制就越少。」俄羅斯莫斯科建築學院教授安娜·布羅諾維茨卡婭（Anna Bronovitskaya）說，蘇聯領土很大，不可能從一個地方控制一切；或者有掌權的地方人士，想建造跟中央建議有所不同的創作；或者不同地方的建築師彼此有所交流，想要挑戰、做得更好。
赫維格拍下在阿布哈茲（Abkhazia）的皮聰達爭議地區，一座驚人的巴士站建築：尖刺狀的混凝土像一頂倒扣的皇冠，護著下方的藍色馬賽克。這是由工匠鋪上水泥，用手一點一點把它抹平的原始方式製作。
而替黑海岸邊許多候車亭披上馬賽克的，是喬治亞藝術家祖拉布·采列捷利（Zurab Konstantinovich Tsereteli）。九十歲的他站在畫室裡，圍著紅圍裙受訪。「我為什麼創造它們？因為它需要藝術家之手。」
建築師給設計圖，工人再改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赫維格站認為「巴士站是另類的窗口，得以一窺蘇聯時期。國家殘忍無情，但我感興趣的，是個人的成就。」因為巴士站小型、不具威脅性的特質，得以免於標準化，默默存在於公路邊。
「對我來說，這些巴士站有一種自由感，或許是因為沒有人在混凝土上簽名。」赫維格分析，有時建築師在烏克蘭畫出設計圖，蓋出來的成品出現在幾千公里外，被另一群素未謀面的工人改成了自己的樣子。沒有名氣，也沒有責難，只有一次把點子接過來的機會。
「有位女士曾經告訴我，如今看到照片，讓她想起小時候從維爾紐斯到黑海度假的情景，她會一直盯著車窗外，等著外形有趣的巴士站在一路上逗她開心。對她來說，是幸福的回憶。」過去曾讓小女孩開心的巴士站，有些還散落在地圖上：粉紅色城堡塔、椰子樹與紅帆船，還有燕翼形屋頂下鮮紅的愛心。
巴士站是威權象徵還是路邊的詩？
然而，這些長出獨立聲音的巴士站，也正慢慢被拆除，對某些人來說，巴士站令人想起威權痛苦的年代。在烏克蘭，藝術史學家柔尼亞莫利亞說明，該國已通過一條去共產化法，規定所有在公共場合的蘇聯時期象徵，都應該被拆除；甚至延伸到「只要是蘇聯時期的建築就要拆。」
也開始有思考如何保存巴士站的聲音出現，年輕建築師娜努卡札利什維點出：「我們真心希望它存在這裡嗎？或是應該拆除、建造新的？」那是歷史的一部分，不論你喜歡與否，它都存在著。
赫維格前往喬治亞，目標是海拔約兩千公尺的戈德齊山口，他的休旅車無法開上山，道路和山口其實都封閉了，但他仍下定決心要看到那座心心念念的巴士站。赫維格只擔心一件事：巴士站會被埋在雪底下。
然後它出現了。一座通體藍色的木造巴士站從雪地裡露出來，尖頂像小教堂，兩側張開鐵皮的翅膀，正中一輪圓窗。這就是此行的目的。
赫維格想起建築師阿爾門對道路的看法，他把這稱為「道路的詩意」：「道路讓我想起音樂，就像音樂存在於時間之中，道路也存在於時間與空間中。因此不是只有大型物件和響亮的聲音才重要，小東西、停頓和暫停也很重要。」
天色暗下來，月亮升上山脊。長著翅膀的巴士站立在雪地裡，像隨時要飛，也像已經在這裡，安靜地飛了很多年。
【延伸推薦】
紀錄片｜《蘇維埃巴士站》：攝影師赫維格耗時多年、橫跨14國，記錄150多個前蘇聯巴士站，探索這些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築奇蹟，讚揚當地設計師不畏集權壓迫的奇思妙想與創造力。
作者：莊堯亭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6.8.10
臨床心理系畢業，投入文字工作十年。是女兒，是媽媽，也曾經是一個孩子。熱愛記錄每一個努力活著的生命，喜歡聽別人的故事，也喜歡說故事給別人聽。典型的樂觀型悲觀主義者，因為這個世界很糟糕，所以更要珍惜身邊的美好，用許多的愛與包容，在文字上、在生活裡，陪伴他人多走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