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七等生以強烈的自我書寫、現實與幻想交融、長句型的寫作獨樹一格，他的著作《我愛黑眼珠》曾被評為五零年代以後，台灣文壇最惹爭議的小說之一。
「我說為什麼你要叫『七等生』？他說因為我是最爛的人！」
–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3：削瘦的靈魂》(2021)
作家七等生的童年，被形容是在一種屈辱的過程中成長，不論是社會上的、經濟上的、階級上的。而七等生的作品，常被評論為有強烈的自我書寫，勇於自剖、自繪、帶著自憐與自戀。
以寫作自剖胸膛，看到最赤裸黑暗的那面
「他沒有任何矯情與虛偽，他的文字我每一次讀都覺得是享受。」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曾這樣談論七等生：「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文學作家，那麼誠實坦白，面對內心情緒的流動，大家都避開不談，不願意見到自己最殘酷赤裸的那一面，但是他就剖開自己的胸膛，讓大家看到裡面。」
「自淫是他每在慾念來臨時用以敷衍它的短暫辦法，他獨自躺在帆布裡蠢笨地抖動著，日積夜累，他的情緒會變得怪異和難以平靜；身軀的筋肉充滿了緊張，且苦悶得要爆裂。」
–七等生，《放生鼠》(1970)
七等生成長於苗栗通霄，本名劉武雄，年輕時在師範學校讀藝術科，1962年、他23歲，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一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從此走上文學之路。他曾自述，在那年春天他有如飛蛾破蛹般，發現了自己的語言。
「我的寫作一步步地，在揭開我內心黑暗的世界，將我內在積存的汙穢，一次又一次地加以洗滌清除。」七等生曾這樣寫道。
1967年，七等生發表短篇小說《我愛黑眼珠》，撼動了台灣文壇。那一年，七等生28歲。詩人楊牧認為《我愛黑眼珠》是五零年代以後，台灣文壇最惹爭議的小說之一。
《我愛黑眼珠》最惹爭議，遭衛道人士唾棄
《我愛黑眼珠》最主要爭議點在於，在當時保守封閉的的台灣社會風氣下，主角李龍第在水災中選擇漠視被大水隔開的妻子、反而去拯救身邊落難的妓女，甚至將她擁在懷中珍惜保護著。在七等生魔幻、寫實、長句型的字裡行間，他堅持寫作的「憐憫」、「人類愛」主題，成為被衛道人士吐口水、不屑一顧的邊緣化，當時文壇批評他的作品是不顧文法、無法與讀者溝通、「句子不能孤立地站起來」的「小兒麻痺文體」。
但是，七等生在意嗎？
「任何人都可以朝七等生罵他為背及傳統的作家，以及指他是個多麼糟的寫作者，可是請不要把他寫的故事重述錯誤。」七等生曾這樣寫道。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沒有多少人會覺得他的東西多怪，很能接受他的現實跟幻想的交融，」七等生兒子劉懷拙接受採訪時這麼說。在1970年代，七等生的腳步已經跨越同時代作家，只是當時願意承認的人不多。
強烈自省與解剖，在卑微人生中看到光芒
「七等生是非常特殊的，他基本上走的是接近現代主義的脈絡，在華人文學界中非常少見。」作家阮慶岳舉例，七等生作品《散步去黑橋》寫的就是七等生與他的童年靈魂，一起去找一座小時候看過的黑橋，過程中兩個人就談話，其實他是在面對自己。
強烈的自我省視與內在解剖，是構成七等生作品的重要因素，七等生在《沙河悲歌》中描寫的主角，就是以故鄉通霄為譜，描寫作家哥哥、一位終生困頓不得志又努力維持尊嚴的音樂家故事。「他在這樣一個荒蕪的人生裡面，他看到人性也有高貴的一面，在那種卑微的人生中看到高貴，我覺得這位藝術家是了不起的。」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說。
他創造出來的語言，台灣社會用了半世紀才逐漸消化
2010年，七等生得到國家文藝獎，這是藝文界最具指標性的獎項之一。在台上他只以簡短的謝詞完成儀式。他說：「謝謝基金會，謝謝大家。」對他來說，作品本身已經說明一切，連當時為他拍攝的影像紀錄，他都覺得無須多置一辭而婉謝參與。「他們創造出來的語言，要經過40年、50年，台灣社會才能消化，然後終於回頭向那個時代致敬，」陳芳明肯定地說。
七等生也曾放下文學創作，從零開始學習攝影、也專注在繪畫的世界，還曾認真學習過南管，創作能量豐厚且多元。
「我其實每天都在研究我自己，都在認識一點我自己到底是什麼。」七等生曾這樣說著。
以上文字整理自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3：削瘦的靈魂》(2021)、紀錄片《文化容顏：削瘦的靈魂－七等生》(2011)
【延伸推薦】
紀錄片｜《文化容顏：削瘦的靈魂－七等生》(2011)：幻想與現實的交錯，是七等生最重要的寫作風格之一，他的作品富有強烈的自我書寫、與深刻的自憐自戀。
節目｜《文學 Face＆Book》：透過短片形式，將台灣文學以影像角度去定義、呈現與詮釋，希望能吸引青少年觀眾對台灣文學作品產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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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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