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百年間，臺灣島上有來自世界的人種，為了跨越語言的阻礙，就得要有中介人，也就是所謂的通譯（「通事」、「舌人」）去學習雙方面的語言，當溝通的橋樑。有時候通譯還會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扮演頗具影響力的角色。
我們常說臺灣是個「多元文化社會」，這是因為過去數百年間，臺灣島上曾經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個不同角落的人群，因此融入了各種各樣的文化要素。然而，當所有這些人群遇見彼此的時候，總會發生一個實際的難題，就是必須跨越語言的阻礙。這種時候，就得要有人去學習兩方面的語言，充當溝通的橋樑。這樣的中介人，也就是所謂的通譯（interpreter，或者是史籍上的「通事」、「舌人」等種種不同的稱謂）。
回顧臺灣史，懂得兩種、甚至是多種語言的通譯，一直以來都相當活躍。這樣的人物，有時還會在歷史的轉折點上，扮演一些頗具影響力的角色。
通譯角色地位高 歷史上具影響力
比如我們知道：十七世紀中期，海上梟雄鄭成功把對抗大清國的反攻基地搬到了臺灣來。這個決定，主要是因為有個名叫何斌的漢人，從荷蘭治下的臺灣島跑過來向鄭成功提出建議，還把地圖等等的軍事情報展示在他面前。若不是因為何斌出謀劃策，後來的臺灣史會不會出現所謂的「鄭氏治臺」時期，恐怕就很難說了吧。
何斌是什麼來歷呢？這人原先就是在臺灣擔任通譯，幫助荷蘭人與漢人群體溝通各種事情。實際上，荷治時代的臺灣，像何斌這樣的通譯多不勝數，而且其中許多人的社經地位都相當不錯。
歷史課本說過：將近四百年前，荷蘭人在臺南沿海蓋了「熱蘭遮城」。但比較少有人記得的是，他們也在城堡附近興建了「大員市鎮」（亦即後文提到的「熱蘭遮市」）。這個小鎮的居民，除了荷蘭人以外，大多數都是漢人。
有趣的是，根據前些年在阿姆斯特丹被找出來的「熱蘭遮市地籍表」，大員市鎮裡有許多房屋與土地，都登記在漢人的名下。而歷史學者發現：這些名字多半都是在海外活動的漢人（當時稱為「唐人」）。他們很可能都像何斌那樣，是熟諳不同語言的通譯！
實際上，在歐洲的探險船隊來到亞洲東部之前，從中國南方出發的商船，早已往來於海外各地，四處進行商品交易。許多參與在這些海洋貿易活動裡面的漢人，學會了異國的語言，便成了早期的通譯。
後來，歐洲殖民者也雇用這些通譯，在東亞地區繼續擴展他們的商業版圖，荷蘭人亦不例外。據說，住在大員市鎮裡的通譯群體，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會講葡語、西語，另外也有人能使用日文。在那時的臺灣，無論你想要跟哪一國的陌生人打交道，先來找這些通譯就對啦！
傳教士學習原民語言 成溝通橋梁
我們可以想見：同一時期以北臺灣為據點的西班牙人，一定也有許多通譯為他們的商業目的服務。不過，除了貿易場合之外，歐洲人必須溝通的對象，還包括臺灣島上的原住民。
歷史課本也曾提到：荷蘭時代的一些傳教士，會主動地去學習原民語言，甚至編譯字典。他們經常在統治者與原住民村社之間，扮演溝通橋梁。
有些時候，原住民也會反過來掌握歐洲人的語言，擔任通譯角色。比如我們知道：北臺灣的基馬武里社（Kimauri）曾經有個通曉西語的原住民，他擁有一個非常洋派的名字，名為Theodore Hermano（被譯為丟哆囉。現代學者推測，這可能是西班牙人佔領北臺灣的時候，由神父為他起的名號）。1640年代，當荷蘭人前往佔領北臺灣的時候，Theodore Hermano也曾以通譯的身份，為他們提供服務。
台灣語言環境多元複雜 洋原客閩土生囝眾聲交響
當然，除了早期的荷蘭、西班牙等歐洲殖民者以外，每個來到臺灣的移民群體在逐漸擴大生活範圍後，多半也會與原住民產生接觸，而通譯也一直是這個歷史過程當中很必要的存在。
不過，在清代的臺灣，由漢人出任的通事，常常扮演著幫助漢人侵奪原民土地的幫兇，甚至是主謀。有些通事還會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在官府面前搬弄是非，在部落裡頭作威作福，也難怪清代文人筆下的通事，經常顯露出討人厭的嘴臉。
後來，隨著時間推移，平地部落被迫漢化的程度日深，有些會說漢語的原住民也開始被任命為通事，如同Theodore Hermano的事例那樣，與統治者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漢人與原住民群體的接觸往來日益頻繁，通婚的情況也逐漸普遍。特別在原、漢混居的一些地方社會裡，這兩群人共同生育的後代（所謂「土生囝」）也更容易掌握父母雙方的語言。
有時候，這些「土生囝」會生長在相當複雜的語言環境裡。比如清代中期以降，由斯卡羅人統治的南臺灣瑯嶠地區，同時存在著原住民、客家人、閩南人與「土生囝」群體──想像一下所有這些人的日常溝通，一定是眾聲交響的熱鬧景象吧！
語言學習力強 為求生存與適應
篇幅的關係，這篇文章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而在我們未能述及的最近一百多年裡，臺灣陸續經歷了開港通商、日本殖民、國府遷移、美軍進駐、新住民的融入……等種種的歷史變動。每當新的一批異國面孔，遇見島上的既有住民，新舊人群之間，總需要跨越語言的先天障礙，才能展開進一步的接觸與互動。
這些互動的過程，有時充滿了灰暗色彩。在一些特定的時代情境裡，人們被迫放棄既有的語言，學習新的說話方式（比如戰後臺灣文學史上所謂「跨越語言的一代」），只為了求得生存與適應。
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上「臺灣人」（如果我們更廣義一點地理解這個詞彙）的語言學習，由於應和著殖民、商業全球化等等的大勢變遷，其實頗有一些無奈與哀愁的成分。
然而，超越語言的藩籬，有時還是能夠成就一些和解共生、族群共榮的美麗故事。回到文章開頭所提到的「多元文化社會」──這個詞彙，其實更像是在揭示一種未完成的理想。若是生活在這座島嶼上的不同人群，果真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同情地理解彼此的境遇和想法，那或許才是最值得令人驕傲的「語言天賦」吧！
作者：Emery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1.1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曾從事撰稿、採訪、編輯、研究、節目企劃等工作。一個老記不住事的說故事者，喜歡看電影，同時喜歡在電影鏡頭裡外翻揀有趣的歷史題材，再回到文獻裡頭去找故事。現階段作品主要發表在「故事StoryStudio」，偶爾也在其他媒體平台撰寫各種不同主題的歷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