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孩子犯錯後說出「好啦我知道了」、「我已經有說對不起」等看似道歉的話語，卻看不出內在的改變，反省易流於表面功夫，只停留在「我會不會被罵、會不會倒楣？」無法設身處地去想對方受到的傷害。家長應陪伴孩子理解事件全貌與法律後果，讓孩子逐步學習面對行為帶來的影響，清楚表達關心與支持，同時也保留對行為的界線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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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師：ADHD治療藥物不是限制而是「賦權」，讓孩子重獲人生主導權
精神科醫師廖泊喬分析，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是大腦發育過程中，大腦前額葉皮質的「煞車系統」發育得比同齡孩子慢，當藥物發揮作用，就像是讓大腦的煞車系統運作更穩定，幫孩子爭取到關鍵一秒鐘，想發脾氣、想插嘴或面對挑釁的瞬間，能停頓選擇忍耐或轉身離開，而非失控反擊，讓孩子有機會建立正向連結，重拾自信。
面對「問題兒童」理解比矯正更重要，「犯錯」不是問題而是學習機會
遇到孩子闖禍或犯錯時，許多家長比孩子更著急生氣，有可能插手代勞、或是過度苛責。《窗邊的小荳荳》巴氏學園小林校長的教育風格則是深思熟慮的「不干預」，他把情緒放在後面，迅速評估風險後、維持對孩子的信任，把選擇與責任交還給孩子，讓孩子在「可控的挫折」中反覆摸索解決方式，將會逐步內化「我可以處理」的記憶痕跡，為未來打下經驗基礎。
想減肥就吃瀉藥？青少年「自己當醫生」錯誤用藥行為背後隱含心理焦慮
當青少年面臨同儕壓力、家庭問題、課業負擔時，使用藥物很容易成為一個選擇，例如愛睏就吃提振精神藥、想減肥就吃瀉藥、不舉就吃壯陽藥……這些看似速成的方法，往往導向更難處理的誤用與濫用藥物困境。我們需要為青少年創造安全的空間，陪伴他們直視困境，而不是用藥物來偽裝或逃避，正如《晚安，馬卡龍》所傳達的，最珍貴的不是能讓人暫時麻痺的藥物，而是願意接納真實模樣的他人。
解決容貌焦慮從發現自我內在魅力開始，想被別人喜歡之前要先愛自己
受到社交媒體濾鏡下「大家都很完美」的錯覺，時下青少年相當容易面臨「容貌焦慮」問題，轉而對自己的外貌感到不滿。容貌焦慮的根源通常來自於不安全感與對自我價值的懷疑，青少年要學習將注意力轉向內在價值,例如個性、能力或影響力等學習新技能、參加活動帶來成就感，也能發現自己的內在魅力，容貌焦慮的影響自然會減弱。
別再說「這沒什麼大不了」，要「看見」情緒才能溝通
在聽障家庭中，情緒傳遞依賴更多非言語方式，反而讓家庭成員專注於彼此感受，電影《我生活的兩個世界》就展現許多溫馨的母子互動，一個眼神就能傳遞「我在你身旁」的支持與陪伴。而聽人家庭在情緒失控中斷溝通時，例如父母大聲斥責，此時「聲音」不再是溝通橋樑，反而成了情緒的利刃。家庭成員要練習暫停一下的技巧，在情緒平穩後重新展開溝通，才能讓互動回到正軌。
青少年喝酒為紓壓？應建立遠離酒精依賴的「情緒調節力」
《我們與惡的距離II》中羅譽兄妹的故事，映照出青少年飲酒問題的複雜性。根據統計，臺灣每七位孩子中就有一人30天內曾接觸酒精，超過六成是家人提供。青少年時期的飲酒行為，未來更容易形成酒精依賴，真正保護青少年的方式，是讓他們理解：面對壓力與情緒風暴，永遠有比酒精更可靠的工具箱，例如找親友談話或運動，這些選擇會成為終生受用的情緒調節能力，也讓成長中的大腦，能在更安全的環境中發育成熟。
精神病患強制就醫的兩難：《我們與惡的距離Ⅱ》反應社會安全網不「漏接」的期待與落空的困境
《我們與惡的距離Ⅱ》劇情出現「為什麼不把神經病顧好，為什麼要讓他亂跑？」的質疑，現實中專業人員可能因個案量超載、資源不足、經費有限，或判斷上的偶然失準而未能即時介入，這種漏接非單一專業失職，而和資源配置的系統性問題相關。但社會的韌性不在於永不漏接，而在於每次漏接後，仍有人願意伸手，一起研討怎麼減少漏接、漏接後如何修復的可能。
《混沌少年時》教我們的親子對話藝術：在二元世界中培養思考的彈性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的啟示是：每個「問題行為」背後，都有一連串未被聽見的對話需求。主角傑米需要的不是被貼上「偏差少年」的標籤，而是一個能幫助他區分「獲得父親認同」與「符合陽剛期待」的對話空間。這樣的對話不需要戲劇性的轉變，而是藏在日常的互動當中，當孩子被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性別標籤困住時，引導他們看見自己的特質。
「我被家人拋棄了？」讓破裂的關係成為人生的新起點
《關於我弟與他媽媽》導演與繼弟的母親，在他青少年時期突然人間蒸發不告而別，家人們承受被拋棄的創傷，失去了對家庭與親密關係的安全感，母親自剖是為了自我救贖，「必須脫離掌控，重建自己的生活，」雙方都需要時間去理解彼此的立場。其實，一段破裂的關係反而是探索的新起點，若能在坦誠的互動中反思自己的感受，不過度評價自己、用「我做到了」正面方式肯定自我，將有機會找到新的互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