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照顧兒童、病患、老人的「照顧服務員」工作成為職業，薪水卻無法提高，因為這些工作原本多由女性肩負，且常是免費利用。一位法國議員主張為照顧服務員爭取正常工時、最低薪資與培訓制度，但法案沒有通過，眾多勞工仍身處不平等的工作條件之下。
法蘭斯瓦魯芳（François Ruffin）是法國左派法蘭西不屈黨的議員，在國會辦公室工作時，他發現這裡的清潔員薪水非常低。
這讓他開始思考，日常生活中遇見的女性勞動者如：照顧他奶奶的居家照顧服務員、選區裡的身心障礙學童陪伴員，她們幾乎都遇到薪資極低的困境，為何如此？
於是魯芳與共和國前進黨的議員布魯諾波奈（Bruno Bonnell），身為右派的波奈贊成企業至上的立場。兩位政治立場相左的議員，一起到法國各地進行考察。
女性從事照護勞動，多承受低薪剝削
訪查後他們發現，這些領取極低報酬的勞工以女性為大宗，正因為她們是女性，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這樣的不平等源自法國過去性別分工的濫觴，幾百年來家庭與社會多是由女性負責照顧兒童、病患、老人，出於自願而且沒有報酬。當這些勞動成為有給薪的工作，薪水往往無法提高，因為這些照顧與清潔家務在外包前是不需要付錢的。
儘管勞動條件不穩定，許多女性依然熱愛她們的工作，當她們說起照顧的老人與身心障礙兒童時，流露出真誠的關懷。然而社會給予她們的低薪，卻將她們的愛與付出，視為理所當然的勞動。
這也導致多數人看不見這些勞動所需的專業，許多普遍在民間大量使用：育兒助理、居家照顧服務員、課後活動帶領員、清潔打掃工作的勞工，這些職業沒有法律認可，缺乏專業執照認證，工時破碎化、沒有最低薪資保障。
魯芳直言這是現代的勞動剝削：「照顧機構不是奴役機構，不是換一個面孔回到奴隸和僕人的年代，換成另一個更現代、更容易被接受的名字，讓我們覺得心安理得。」
工時破碎像打零工，通勤與待命時間成本自己吸收
除了低薪，破碎工時也是這群勞工遇到的問題。許多人住在郊區，早上六點的班需要四點半就起床，轉乘許多交通工具才能抵達工作地點。
以醫院外包的清潔員為例，她們早上五點起床過來整理這棟，做完後回家，晚上七點回來整理對面那棟。這些等待和交通時間都是沒有報酬的。居家照顧服務員的情況亦是如此，按小時計酬，移動於不同案家的時間和成本都是自己吸收。
她們工時完全破碎化，時間拉得非常長，但只有部分時段有報酬，就好像記者只有在麥克風前面的時間才算錢。
法國北部城市迪耶普（Dieppe）數年前開始做公辦的居家照顧服務，穩定照服業這個脆弱的團體，讓照服員有年假和固定薪資，可以請假、可以進修，讓她們有自己的時間可以充實自己的專業。迪耶普政府的做法證明了工作保障是政治抉擇的問題，不是改不了的法則，但迪耶普的公共服務經驗沒有實踐在全法國。
照服員不是專業？等於「沒保障的人在照顧沒依靠的人」
「我們不只是帶老奶奶，出去散散步、溜溜狗，我們服務的對象是人。」簡單一句話，道出居服員的本質，這不是人人都適合的工作，要喜歡人。
居家照顧服務員、身心障礙學童陪伴員，這些工作需要一定的經驗和專業，但因為未獲法律認可，所以多數人是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邊學邊做，也沒有進修的機會，等同讓沒保障的人在照顧沒依靠的人。
在職進修與資格培訓的缺乏，讓這群從業者面臨更辛苦的工作環境。身心障礙學童陪伴員必須從零開始學習和嚴重自閉症兒童相處，沒有經驗的居家照顧服務員摸索如何照顧阿茲海默症患者。雖然進入這些產業沒有門檻，但她們長期累積的工作資歷卻無法被視為專業。
她們面臨的心理調適也很少人看見。居家照顧服務員分享，自己曾面臨個案在她面前離世的衝擊，儘管做好準備，但仍然需要參加團體分享才能釋放內心壓抑的悲傷。
魯芳主張為這些沒保障的勞工爭取正常工時、最低薪資，建立在職培訓的制度。右派的波奈抱負更大，他認為這些職業應該要以護理、護士等行業為藍本，有專業履歷，因為這些人的專業度提高了，她們可以指導其他人，沒道理要用最低薪資拖住她們。
最後，魯芳和波奈的提案沒通過，這些職業仍未獲法律認可。但他們深知：「如果我們沒做，托育員、打掃員、家庭女傭、課後陪伴員不會被宣讀，國會預算的世界裡不會有這些人的存在。」
因新冠疫情蔓延，法國居家照顧服務員最終獲得疫情加給，法國提撥兩億歐元，提升相關行業的職業吸引力與尊嚴，每位工作者每月可獲得25歐元。但至今，在法國底層工作的女性，仍然身處不平等的工作條件為生活戰鬥，等待有尊嚴的工時和合理薪水的那天到來。
【延伸推薦】
節目｜《熟年台灣》：在高齡化社會中，長者與照顧者會遇到那些生理、心理的相關問題？有哪些資源可提供協助？
節目｜《前進超高齡社會》：從高齡化進展至超高齡社會，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台灣有許多角落都在進行著綿密緊湊的社會改造運動。
文字整理：宋家瑜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3.03.17
服務於桃園市蒲公英新移民服務協會，負責獨居長輩扶助及募款工作。喜歡在跟阿公阿嬤們互動的過程中，學習長輩的智慧與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