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狂野是香港的本性，即使中國政府透過強制手段，讓香港與中國一統，但生命就像流水一樣，會找到自己的出口，還能適應各樣環境，緩緩掏空看似堅實的城堡。
我這一代人，不少是看港劇長大的。當年的楚留香跟史豔文一樣風靡全台，萬人空巷，這也是我認識香港的開始。
許冠傑、羅文、溫拿、梅豔芳、林憶蓮、林子祥、夏韶聲、盧冠廷、四大天王，從「大時代」到「天與地」；從小馬哥到大飛哥，當然，還有能歌能演的張國榮哥哥，我的青春歲月盡是香港的流行文化。
1995年第一次踏上香港，是個純粹的觀光客，每洋公園、珍寶海鮮舫、九龍公園、維多利亞港、尖沙咀、銅羅灣、山頂纜車、太古城，除了楚留香外，還多了另一個讓人念念不忘的「許留山」。
第二次則是因為「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在香港舉辦，對我來說，學術發表只是個藉口，更重要的是能再次造訪年少記憶。一下飛機就自己安排了「古惑仔」之旅，黃大仙廟、女人街、茶樓、尖沙咀，一次盡收。當晚，就在廟街的大排檔喝到掛。
更認識香港，是2012年受邀到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那次，在香港住了二十多天，終於不再是個觀光客，有較多的時間走訪對香港，也開啟我的香港傳媒與社運研究。接連幾年，每年大多到港三五次，除了開會、研究，也和香港的新聞媒體及社運圈有些接觸。
香港和台灣的相似性：海島、移民、強韌生命力
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在香港閒晃，感受香江的多樣風情。
新界的山、湖與農田；梅窩、長州、南丫島的島嶼風情；沙田河畔；火炭的大排檔；隱身在天后、灣仔的巷弄咖啡館；中環與上環的小酒吧；旺角與銅鑼灣的二樓書店；上海街的茶樓；油麻地的德昌里素食合作社與果菜批發市場，以百老匯跟庫布里克；當然，還有深水埗的地攤與庶民美食；石峽尾的公屋；鴨寮街與信和廣場的唱片行；在地鐵站和膠友面交唱片，轉換不同的交通工具，穿梭不同城區，香港每個轉角都有不同感受。
不只是港島、新界、九龍的地景、人文、生活型態有著顯著的差異，即使是港島地鐵站的每個出口，你都會發現人們穿著、樣貌，步伐與語速也有些許不同，甚至不同區域、不同職業、不同階層、不同族裔、不同年齡的香港人都有著有相異的思考模式。
因為研究、因為觀察，我也開始書寫有關香港傳媒、社運與政治的文章與報導，在《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中討論香港議題，有些港人因而誤以為我是香港人或者會說廣東話，這真是讓人開心的美麗誤會。不過，雖然到香港的次數有限，但心思總是惦記香江。有時在台北捷運穿越人群，還會不經意說出：「唔該（粵語：勞駕、麻煩）」，還以為是剛自己結束訪談行程，從油麻地出站趕回明愛白英奇賓館。
在我心中香港和台灣有某種相似性，自然會有移情心理，除了是成長記憶的一部分，港、台一樣都是海島社會，不同時期，不同移民，隨著不同的政治經濟與生存因素來到此地，帶來了不同生活經驗與文化風貌，也使得香港看似雜亂卻有著強韌的生命力，紛亂卻又共創出某種「和諧」的秩序。
雨傘運動後，香港人動起來！連結土地、關懷社會
但，集權政府容不下這種自由奔放，具野性的多元社會，香港、台灣也同樣面臨集權的威脅。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那陣子到香港除了研究或開會，更多的機會到現場觀察，和市民交談，感受到香港基層強大的奔放力量。
這場運動的結果當然不如預期，訴求幾乎沒有一項達成，但社會運動目標本來就不會一蹴可幾，更大的意義是否能帶起更多人腳踏土地，關心社會。
當時，不論是金鐘、銅鑼灣或是旺角，除了熱血沸騰、劍拔弩張，你還會看到民眾自動自發撐起小店的互動精神，更讓人感動的是，在街頭上有無數個小圈圈，一群群彼此不熟悉的香港市民圍坐一起，分享、激辯，討論行動策略與香港未來，這場運動，讓不少原本冷漠、陌生的香港人願意連結彼此，腳踏土地，關懷社會，這其實是社會運動最可貴的地方。
中國經濟佈局下，香港逐漸被邊緣化
對許多人來說，過去的香港人對政治冷漠，但其實香港的社會運動一直存在，2000年後越來越蓬勃。香港社會運動，除了「七一」、「六四」固定的政治性集會，以及反國教、雨傘、反送中等直接反對中港政府的政治行動，香港還有不少本土的社會運動目標對準資本集團。
無節制的地產與⾦融發展，造成香港城市空間的不斷遭到拆除、新建，排除了社會底層與舊有文化的生存空間，也使得關切香港⽂化、階級、環境、土地、農業的社會⾏動陸續出現，如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反對利東街拆遷、反高鐵保衛菜園村，以及衙前圍抗爭等。不過，這些資本的力量更夾雜了中國因素，九七之後，大量中國資金移入香港，香港亦成為中國的主要資⾦籌募基地。而香港經濟從由英國背景的資本所壟斷，轉而對中國的依賴日深，但，在整個中國經濟的佈局中也逐漸被邊緣化。
中港交界水貨大軍擾民，搶貨搶資源
這些緊縮與衝突不僅展現在宏觀的政治經濟領域，也發生在日常生活。
上水，位在香港最北邊的新市鎮 ，距離中國邊境只有一個地鐵站，也是中國民眾進入香港的第一站。開放自由行後，大量的中國旅客湧入，改變了這個小鎮的生活與樣貌，許多傳統小店成了藥房，街區的大樓是水貨客交易的集散地，中、港人民近身接觸，導致了不少困擾與衝突。
有次在上水搭地鐵，充分體會到港人的不滿與不耐。香港地鐵站大多人潮洶湧，移動速度極快，總是得快步刷卡進入匣門搭乘地鐵。但在上水，你會看到提著、拖著大包、小包行李的水貨客，這些帶著戰利品的旅客讓移動速度極為緩慢，我曾在因此地鐵站外排隊半小時，才能入匣搭車。當時心想，我若是上水住民是否亦能忍這樣的生活改變？中港對立不僅在政治交鋒，日常生活也十分緊張，奶粉、就學與醫療資源等，都面臨不小的威脅。
中國因素打擊香港，新聞自由排名猛跌至後段班
「中國因素」不僅造成了香港政治緊縮與日常生活的衝突，香港的新聞媒體也無法迴避這樣的衝擊。
今年五月，「無國界記者組織」公佈最新的全球新聞自由排名，香港從去年第80名猛跌到第148位，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下跌68個名次，這個結果雖不意外，但排名如此「墜落」卻是舉世罕見。
原因無它，「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代表艾瑋昂接受央廣訪問時便指出，《港區國安法》成了打擊記者、傳媒和新聞自由武器，他甚至以「恐怖」來形容這次香港歷史上的最大跌幅。
2002年，香港新聞自由排名曾是全球第18名，新聞自由與專業表現名列世界前矛。但隨著中國的控制緊縮，新聞自由度自然越來越落後。最讓人注目的是，2010年時，香港的排名還在全球第34，但隔年香港陸續出現逮捕﹑毆打和騷擾記者的事件﹐記者的工作條件出現前所未有的惡化，2011年香港的新聞自由的急劇惡化，排名下滑20位，降至第54名。2012年，香港再次下跌4位，排名58。到了2015年更是跌到70名，每況愈下。
雖然，前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曾經保證，特區政府是一個開放而又尊重新聞自由的政府，但現在看起來是個笑話。九七年前後中國政府便與商業媒體的結盟，成了日後影響香港新聞言論的重要因素。香港記者協會在1997年的年報就已指出，中國官員對香港媒體的負面評論 ，反映了他們急於令本地新聞界馴服，港媒自我審查也日益嚴重。
北京政府也以傳媒老闆為統戰對象，多位媒體高層擔任中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與此同時，媒體經營權逐步易手，老闆從「文人辦報」轉成親北京的商人，反對派報刊的⾼層陸續遭到暴⼒攻擊，再加上，地產⼤享、中資企業、跨國銀⾏的「抽廣告」策略讓傳媒面臨極大的生存壓力，一連串的收編、收買與威脅，香港媒體逐步失去原有的專業與批判精神。
多元、狂野是香港的本性，不會輕易消失
香港新聞自由直直落下並不讓人意外，這樣的的問題在「反送中」運動更為嚴重，少數僅存自由派報紙與網媒《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相繼被迫停刊，港府也蒐索媒體、抓補報人與記者，依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統計，2021年就有13位記者遭到拘禁，香港的新聞自由與政治民主，短期之內，恐難再見光明。
或許對許多人來說，媒體噤聲代表多元消失，但多元、狂野是香港的本性不會輕易消失。即使中國政府透過各樣的強制手段，讓香港固化，與中國一統，但生命就像流水一樣，不僅會找到自己的出口，還能適應各樣環境，緩緩掏空看似堅實的城堡。
雖然，傳媒不能直接批評北京政府一統政策，但香港政府的種種作仍須監督，讓媒體保有監督權力者的應有角色；雖然，無法真普選決定民意代表與行政官員，但在課室、在家庭仍可學習民主，放下家長與教師的權威，傾聽不同的意見，共同決定或尊重彼此生活，讓民主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成為種子。Be Water，也要Be Seed！
我喜歡香港自然繽紛而產生的和諧，極度厭惡集權政府用暴力統一與固化所打造的和諧，因為，所謂的和諧就應如港劇「天與地」中的經典台詞所說的：「和諧，不是一百個人在說同一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能說有一百句不同的話，並能互相尊重。」
這是香港的本質與特色，不曾消失，也不會消失，即使是現在，也只是先藏在香港民間與海外的任一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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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中祥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2.6.7
一個不務正業的大學教授，在台灣中正大學傳播系任教，關注香港議題，同時是「燦爛時光會客室」、「我的民雄朋友們」節目製作人、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