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的的孩子與成人都在數位洪流中載浮載沉，摸索新的共處方式。丹麥紀錄片《我獨自上網》（Alene hjemme på nettet）一張張青澀的臉龐，交織著對世界的好奇與想望，也藏著對社群媒體上種種經驗的困惑、不安甚驚恐。當家長意識到孩子在社群平台上曾經看過的色情、暴力、威脅或自我傷害的畫面時，驚訝、憤怒與惶恐也令人印象深刻。在這樣的影像之間，我看見的不只是青少年，也看見整個世代的震盪，這確實是每一位家長、教師與臨床工作者的難題。
當今的社群平台，如TikTok、Snapchat、Instagram、Discord 等等，其核心運作是「商業邏輯」。
平台演算法的目標，在於預測並最大化使用者的注意力與互動，進而提升廣告收益與留存率。這意味著，使用者越停留、越互動，平台獲利就越高。
虛報年齡等原因，青少年意外暴露在色情暴力內容中
那麼，為什麼青少年會意外接觸到那麼多色情、暴力或自傷內容？原因其實相當複雜，但我想至少可歸納為三個層面：
- 年齡虛報：許多青少年以虛假年齡註冊帳號，讓系統誤以為他們是成年人，因而放寬內容篩選。
- 演算法的正向回饋機制：當使用者對某類影片停留較久或互動，系統便將這視為「偏好」訊號，進而強化推送頻率，形成難以逆轉的內容螺旋。
- 內容供應者的極端化策略：為了衝高流量與變現，創作者傾向製作更具情緒挑釁性或挑戰邊界的素材，使得暴力、情色與自傷訊息更容易被放大。
為了回應社會的關注，這些主要平台近年確實推出一系列防護措施：強化內容審查、預設關閉陌生訊息或夜間推播、限制個人化廣告、增加「家長監護」與「休息提醒」功能等。這些措施立意良善，也值得肯定，但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更該問的是：這些制度性的防線，能否真正觸及青少年成長的需求與協助其正面開展？能否促進親子之間更深的理解與信任？
使用社群媒體是影響青少年心理關鍵因素
自2020年至今，國際間的研究對社群媒體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聯，累積了相當一致的訊息。
英國研究（註1）：針對 14 歲青少年的大型資料庫顯示，社群使用越多，憂鬱症狀分數越高；這種關聯在女生身上尤其明顯。研究指出，過度使用與網路霸凌、不良睡眠、低自尊及負面身體意象相關，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研究（註2，Riehm et al., 2019）：每日花超過三小時使用社群媒體的青少年，在內化性問題（如焦慮與憂鬱）上顯著較高。
英格蘭追蹤研究（註3）：頻繁使用社群媒體的青少年，其心理困擾與幸福感下降，主要透過「網路霸凌」「睡眠錯置」「活動量下降」等中介機制發生，且女性影響更為明顯。
美國縱貫研究（註4）：追蹤 9–13 歲兒少發現，若某年社群使用量高於個人平均，下一年的憂鬱症狀會顯著上升；反向關聯（憂鬱導致使用增加）則不成立，顯示社群使用可能是導致心理困擾的前因。
而大型的統合分析，樣本超過百萬青少年，資料（註5）雖顯示，社群媒體使用的量和投入程度，與內化行為（也就是焦慮、憂鬱等主要症狀）有明顯關係，但由於這份資料庫的臨床樣本較少，是否能同時適用在社區和臨床樣本，有其限制。綜合來說，這些重要的研究資訊雖多為關聯性研究，因果推論的強度仍有些不足，但已經共同指出：社群媒體使用不只是行為習慣問題，更可能是影響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關鍵來源。
因此，預防與早期介入，比事後治療更為重要。
《失控的焦慮世代》：結構性危機的呼喚
Jonathan Haidt在這兩年引起廣泛討論的著作《失控的焦慮世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從宏觀角度指出：自 2010 年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普及以來，青少年，特別是女孩，的焦慮、憂鬱、自傷與心理困擾指標持續上升。
他歸納出四大負面機制或根本性傷害：
- 社交剝奪（Social deprivation）：面對面互動與戶外遊戲被手機取代，青少年失去社交學習與情緒調節機會。
- 睡眠剝奪（Sleep disruption）：夜間使用與藍光干擾睡眠，導致憂鬱與焦慮風險升高。
- 注意力碎片化（Attention fragmentation）：短影音與即時回饋削弱了專注與深度思考能力。
- 成癮（Addiction）：平台以即時讚數與推播形成行為強化循環。
Haidt 因此主張： 延後青少年獲得智慧手機的年齡（至少滿14歲）； 延後進入社群媒體的門檻（建議16歲）； 推動「無手機學校」（phone-free schools）；重建不受監控的同儕遊戲空間。
這些建議具有社會改革的魄力，也引發許多家長共鳴。然而，從心理學研究法的角度觀察，Haidt 對這些研究發現的因果關係詮釋或許過於簡化，實證的強度仍需更嚴謹的縱貫資料來佐證。
畢竟，社群媒體也提供了情感支持與資訊交流的功能，特別是在疫情時期，虛擬社群曾是青少年維繫連結與紓解孤立的重要管道，而進入AI的時代，虛擬的社群對話可能更是Z世代孩子們學習與成長的重要管道之一。因此，問題不在於「是否使用」，而是「如何使用」。我們需要的是更平衡、更具心理素養的社會對話。
回到家庭現場：親子溝通才是關鍵防線
我想，雖然很可能真正的核心問題，是商業機制的演算法，也是平台政策與措施，但我們這些使用者，實在無法挑戰商業巨獸的運作，除了需要政府積極的介入外，對家長來說，當青少年孩子們在網路世界中迷失時，我們是否能成為他／她安全的歸屬之一呢？
許多父母在青少年階段感到困惑：「平時這孩子已經不太跟我說話了，我該怎麼跟這個半大不小、情緒多變的孩子好好說話？」
發展心理學提供了一個長久被驗證過的好方向：權威民主式教養（Authoritative Parenting），由心理學家Diana Baumrind提出。這種教養風格強調「高要求」與「高回應」的平衡：父母為孩子設立明確且合理的規範，同時以理解與尊重的態度傾聽、對話、解釋規則的意義。
在實務上，這意味著：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社群的界線；允許他在安全範圍內作決定；鼓勵獨立思考與問題解決；用討論代替指令，讓孩子理解行為後果。
這些原則正是當代許多心理教育工作者提到「正向教養」（Positive Discipline）的核心：溫和與堅定、連結與尊重，以及鼓勵與學習。最新的統合分析（註6）指出，雖然成效的效果量並不大，相較於嚴厲或不一致的教養，正向教養能有效降低青少年問題性社群媒體使用，原因在於它能增進情感支持、強化自我調節、減少孤獨感，並提升家庭互動的品質。因此，在國中階段，父母可著重監督與媒體識讀的討論；而到高中階段，則應轉向自治與風險決策的對話。好的親子關係，本質上就是信任，在需要的時候，讓這些大孩子知道你是除了他身邊的好朋友們外，另一個隨時可以放心的交流的對象。
在網路與現實之間，留下一個對話的許諾
這一切提醒我們：當演算法不斷學習孩子的喜好時，我們也需要學習重新理解孩子的世界。我們一方面肯定他們在網路世界與世界產生連結，學習他們在未來生命世界裡所該具備的知能，但這個過程也無法阻止他們接觸所有風險內容，但我們可以確保——當他們受到驚嚇、受傷或困惑時，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回來，有一個大人願意聽他說，不急著批評、不急著關手機，而是一起面對，一起對話。
在這個永遠「上線」的時代，最重要的，也許是我們願意為彼此「留一個許諾」——這份許諾，是理解、信任與愛。因為唯有如此，我們這些青少年的大孩子們才不會真的「獨自上網」。
註1：Social Media Use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Findings From the UK Millennium Cohort Study（Kelly et al., 2019）
註2：Associations Between Time Spent Using Social Media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US Youth（Riehm et al., 2019）
註3：Roles of cyberbullying, sleep,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mediat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use o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England: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data（Viner et al., 2019）
註4：Social Media 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Early Adolescence（Nagata et al., 2025）
註5：Social Media Use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Clinical and Community Adolescent Samples（Fassi, et al., 2024）
註6：Parenting and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Vossen et al., 2024）
【延伸推薦】
紀錄片｜《我獨自上網》：採訪50位丹麥青少年，揭露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如何助長暴力、自殘與露骨影像等有害內容的散播。究竟這是父母的責任？是政府的責任？還是社群平台業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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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忠信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5.10.31
目前為政大心理系教授。姜教授畢業於台大心理研究所博士，專長於兒童臨床心理學。姜教授曾任台大醫院精神部臨床心理師、中正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及副教授、美國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主任、心理系系主任及理學院副院長、台灣臨床心理學會秘書長、理事及理事長。目前為台灣心理學會理事、中華心理學刊協同主編，以及Autism期刊編輯委員。姜教授曾長期投入台灣921災後的心理衛生工作，亦長年關懷兒童及青少年各類的身心發展議題，提供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