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Ⅱ》（以下簡稱《與惡Ⅱ》）劇中呈現的精神疾患樣態、照護困境，以及社會支持系統的不足，都映照著現實中的種種挑戰。社會工作者、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創辦人之一的廖福源，從專業角度解析劇中議題，並探討台灣精神照護的現狀與未來。
談及《與惡Ⅱ》中的角色呈現，社會工作者、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創辦人廖福源觀察：「以羅自強來看，他是妄想型的思覺失調，但背後有很重大的失落和失敗，例如朋友跑了、投資失敗，他很想要彌補這些東西，然後演變成妄想。」
他指出，劇中每個角色都有其複雜性。胡冠駿的ADHD和人格疾患，反映出台灣教育體制跟家庭教養間相互影響的重要問題：「如果很講求學業課業，不講求多元發展，強調集體、一起上課的模式，對於ADHD的孩子來說，在學校適應會更加困難；家長如果也隨著以學業成績為唯一成功的標準，不讓孩子適性發展，這會讓孩子看不見自身的優勢與形成正面的自我認同。」至於醫生馬亦森角色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則顯示了突發創傷對個人的深遠影響。
「從這個劇情可以看到，每個人在不同的生活裡面，都有生活的失落或創傷，跟各種不適應造成精神疾病，」廖福源也呼籲，社會應跳脫單純的「病理」思考，病本身不會造成排除，而是社會的偏見造成排除，我們應轉而關注人們在生活中遭遇困難時，如何得到必要的支持。
醫生能處理的是「病」，親友能援助的是「理解」
對於精神醫療中常提及的「病識感」概念，廖福源提出了不同的思考角度。他解釋，病識感的原文是「insight」，意指對自己的洞見與覺察，但在醫療脈絡下常被理解為「認識自己有生病」。
「我會重新定義，他不見得是定義自己有精神疾病，而是他受苦了、有困擾、有困難、有挫折、有各種自我懷疑和匱乏，」廖福源強調，「我們可以重新理解這些病痛的方式，讓有精神疾病經驗的人能夠感受到被陪伴，醫生能處理的是病，但那些困擾、痛苦，其實是我們身邊的人帶著什麼樣的理解去陪伴的，這有助於他們在疾病歷程中以他們可以的方式接受幫助與不會被丟下的感覺。」
這樣的觀點指向了多元治療的重要性：「我們可以讓生物、心理、社會的因素同時多管齊下，好的治療是讓他找到自己、相信自己，找到自己與世界的關係，找到與生活的關係。
醫療資源不足，保護室裡的病人缺乏尊嚴待遇
但廖福源同時也揭示了當前精神醫療體系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特別是在住院品質與資源分配方面。他分享了病患在保護室中可能遭受的缺乏尊嚴的待遇，例如就算睡眠時間仍要忍受不間斷的照明、受約束時的大小便排泄，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患者的自尊。
他指出，儘管台灣護理學會於精神科住院病人身體約束之護理作業規範中建議每15分鐘探視保護室一次，在《與惡Ⅱ》第三集中，精神科診間的對話說到：「約束過後，病人會比較聽話嗎？治療會比較容易嗎？不一定，但的確病患會更不想進來。東西壞掉可以修，關係壞掉修復你知道有多難嗎？」，揭露「人性關懷」是醫病關係裡很重要的，但現實中醫院難以做到，根本原因在於護理人力長期不足，這不僅是精神科的問題，也是整個醫療體系的普遍困境。更為棘手的是，精神科在健保點數上的弱勢影響了其在醫療體系中的「業績」，使得改善住院品質的呼聲難以落實。
廖福源也提出諍言表示，若要提升住院品質，恢復對待人性的尊嚴，唯有透過「預算的投入」才能實現。他認為，問題並非醫護人員不願或不想提供更好的照護，而是他們缺乏必要的條件和資源。因此，他呼籲政府、社會應提供足夠的資源和預算，讓患者能夠獲得更好的醫療服務。
急性發作的處理：阻止孤立勝過隔離
談到如何因應與面對如劇集中精神疾患的急性發作，廖福源引用了開放式對話工作模式（Open Dialogue）創始人亞科．賽科羅（Jaakko Seikkula）的話：「我們的一切計劃，都是以阻止人的孤立形成為目標。」，如同《與惡Ⅱ》片頭揭示的「沒有人該是一座孤島」。
他指出，國外在危機處理上有不同做法，例如危機喘息中心，讓當事人可以選擇治療方式，同時維持上課或上班的日常生活，「不會在一個封閉的地方」。相較之下，「台灣的危機處理都是想辦法把人送到醫院，而不是減少他的孤立。」
對於醫院內的約束與隔離，廖福源也有深刻觀察：「你把一個病人約束起來，有時候你在破壞治療關係。」他強調，改善住院品質需要更多人力投入和預算支持，「有些事情不是專業做不到，而是我們沒有提供夠多的資源預算讓專業做好事。」
從「治療個體」轉向「改變社會」
談到社會如何面對精神疾病患者，廖福源認為關鍵在於「同理心」，但這不是單向的幫助關係。「很多精神疾病的痛苦來自於失落、創傷、各種幻滅，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從小到大的生活裡面有哪些痛苦、得不到的失落？」
他引述國外同儕支持工作者的話：「如果你是來幫助我的，那你是在浪費你的時間，但你的解放跟我的解放，如果是相互連結的，那我們一起努力。」這種觀點將焦點從「治療個體」轉向「改變社會」：「我們在處理的就不是一個病的問題，而是去處理生病的社會，而不是病的個體。」
復元模式、自立生活與社區支持的現況與挑戰
廖福源也強調「社區居住」的重要性。他指出，目前台灣的精神復健機構，如康復之家，雖然提供同住與關懷，但其「機構化」和「管理化」的特性，可能無法滿足患者對自主生活的渴望。
在復元模式的選擇上，他倡導發展更多「社區家園」或「社區居住」模式，這類服務能讓患者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擁有更高的自主權。
他提出建議：「如果你希望很有自主生活，可以去找社區家園、社區居住，因為你真的可以按你的方式去生活。」也因此，他呼籲「我也很希望政府有更多，真的像社區的，而不是機構式的服務」。
關於康復之家等機構的設立，廖福源提到精神衛生法第25條的新修法，規定地方政府必須排除居民對精神照護機構設立的反對。他呼籲民眾重新思考：「如同學區與捷運站一樣，這些是維繫正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社會服務。」，廖福源強調，特別是如台北市的都會區裡，「這些不應該是嫌惡設施，應該要是你們的『加分題』，是因為你們所生活的社區裡面，當你們的家人有這些需要的時候，你用得到，不要為此需要跑到別的縣市」。
照顧者的困境：愛與照顧可以分離
對於家庭照顧者的處境，廖福源提供了一個重要統計：「有精神疾病經驗的人，有八成左右是跟家人同住的，而照顧者中有40%左右會罹患輕度精神疾病。」
他強調，要重新解構與重組社會分工，父母的職責應是「給予愛與關心」，而「個人無法負擔而陷入的各種照顧的困境」則應由社會共同承擔。他主張，當社會能給予患者自立的機會時，他們就不會成為所謂的「負擔」，而是能像其他獨立有尊嚴的個體一樣生活。
廖福源認為，社會不應讓照顧者獨自承擔這份責任，許多父母擔心自己離世後孩子無人照顧，這種「過度保護」實則源於社會未能給予照顧者足夠的安心。
他表示，照顧者或被照顧者都希望有個「獨立、自主、有尊嚴」的生活，「我可以決定我怎麼生活、有能力去賺取生活所需的費用，甚至能過著一個有品質的生活」，這不僅是為了患者，也是為了讓照顧者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被照顧責任綁架。
廖福源說，「我們社會怎麼給其他人有自立的機會，我覺得對他們這些被照顧者及照顧者都是」。
取法英國「社會處方箋」，重新連結個人與社會
展望台灣精神醫療的未來，廖福源特別推崇英國國民保健署（NHS）推行的「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bing，註）概念。這種做法透過重新連結個人與社會，減少孤立感和脆弱性，「讓人重新跟這個社會連結起來，感覺自己是社區的一部分，感覺自己是重要的。」
他認為台灣也具備實施條件：「台灣社會本來就有很豐富的各種活動，比方說各種藝術場館、社區活動，只是這些活動要有人支持他願意去參與。」關鍵在於需要專業的連結者，協助當事人從家中走出來，參與各種生活化的治療活動。
例如，對於重度憂鬱症患者，需要有人進入家中陪伴，先協助他們從床上起身，再逐步帶他們參與外界活動。他強調，治療不應僅限於醫療場域，而應更「生活化」，透過興趣和活動，重新建立人與社會的連結。
廖福源強調，「我們不只是治病，我們還可以讓一個人去過一個他想過的生活」。
廖福源提到英國的研究成果，社會處方箋不僅能降低患者回診頻率，減少政府預算開支，更能顯著改善心理健康，特別是在焦慮等精神官能症狀上。他認為，台灣目前缺乏的不是資源本身，而是「觀念」與「預算支持」。他呼籲，社會福利應從偏重「個案管理」轉向提供更多的「連結與支持」。
用藝術文化改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看法
回顧自己投入精神障礙領域的歷程，廖福源分享了深刻的個人經驗：「我舅舅是妄想型思覺失調，但對我來講，他大部分時候都是一個和善的舅舅。」這樣的生命經驗，加上對自身生命困題的探索，讓他走向這個領域。
談到近期工作，廖福源正致力於支持各地社區服務單位，提供更好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透過「文化干政」的方式，用藝術文化改變社會對精神疾病的看法：「改變民眾的想法，就會改變政府施政投入預算的方向，不會是社會安全網，而是社會支持網。」
廖福源最後分享了他最喜歡的一句話：「希望有一天這個社會生存的本質會適合所有人！」這句話道出了他的終極關懷， 不只是治療精神疾病，而是創造一個讓每個人都能有尊嚴、有品質地生活的社會環境。
廖福源描繪了一幅清晰而複雜的台灣精神照護與社會工作圖像。當談論精神健康時，我們實際上是在談論人的尊嚴、社會的品質，以及集體的責任。每個人都可能在生命的某個階段需要被接住，因此，建設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不僅是為了他人，也是為了我們自己；而這些努力也是台灣邁向一個更溫柔、更具包容性的社會，所必需往前邁開的步伐。
註：社會處方箋」（Social Prescribing）不是藥物處方箋，而是廣義的「非藥物處方箋」，是透過人與人、人與社會互動的方式進行治療，幫助有需要的人與在地社區資源連結，來改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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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們與惡的距離Ⅱ》議題短片小組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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