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移工拜倫因職災臥病在床，雇主規避醫藥費等賠償責任，一年後拜倫跳樓輕生。另一位越南姊妹遇職場霸凌致憂鬱焦慮、差點自殺，最後簽下自願返國證明回國。若有專業中立的翻譯人員，是否能處理拜倫遇到的欠薪、職災與保險給付？是否能協助遭霸凌暴力對待的女性移工？移工們並沒有期待享受特權，僅希望受到平等對待，不讓慘痛遭遇成為因移工身份而獨有的不幸。
2020年7月7日，55歲的泰國移工拜倫因遭遇職災撞傷腹部，導致後半生需要依靠人工造口（註）生活，他從安置中心四樓躍下身亡，不想成為家人的負擔，留下遺言「爸爸要走了，你們保重，再見。」。安置中心社工、法扶律師和來台照顧拜倫的兒子，不斷在問自己，如果多做些什麼，拜倫會不會選擇不一樣的做法回應這場困局。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若我們是拜倫，一位55歲、不確定未來還能做些什麼，一輩子只能跟醫療器材為伍，每一次的花費開銷，只能看著成為經濟支柱的兒子支撐，最終兒子可能也會和我一樣選擇出國工作？那我會回過頭告訴當初43歲的自己「不要出國工作」嗎？會阻止兒子出國工作嗎？會嗎？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正確解答吧。
作為旁觀者的你我無法回到過去影響當事人的選擇，但在此時此刻身為旁觀者的我們所做之選擇，卻可能成為影響當事人怎麼決定下一步的關鍵。
從職災、霸凌到輕生，移工為何選擇墜下？
出國工作的動機各有不同，增加經濟收入這個答案之後，沒有明言的家庭責任、個人生涯發展、增廣見聞和經驗深造等動機，往往是複選的，動機選項並不單一。
2022年10月，一位在南部唸書的越南留學生阿琳和我聯繫，表示在北部養護機構的同鄉姊姊氏平試圖自殺，她想問有沒有人可以到現場阻止。我慌亂聯繫北部的新住民團體和熟識的社工。在保持聯繫下，氏平最終沒有選擇往下跳。
在釐清需要哪些資源轉介處理移工自殺時，得知氏平遭受機構內的同鄉肢體暴力，雇主陪同驗傷的診斷證明僅寫著「頭痛（原因待查）」、「高血壓（原因待查）」，雇主因疫情缺工不願解僱任何人，僅帶著施暴同鄉和氏平致歉。
阿琳嘗試協助氏平報案，警察以證據不足拒絕受理，其他同事也擔心受波及不願作證。氏平出現焦慮、憂鬱和失眠的身心症狀，第二次由阿琳協助身心科門診就醫，但雇主看到新的診斷證明，開始要求氏平返國。氏平一度絕望向阿琳說想要自殺，這才出現阿琳撥打電話給我求助的情況。
氏平的案件在擁有診斷證明，撥打1955通報後縣市政府勞工局介入，有機會安置並轉換工作。但最後氏平選擇簽下雇主給的自願返國證明回國。返國決定是好是壞我不確定，以及若阿琳打電話給我的當下，我能夠無需仰賴翻譯直接使用越南文與氏平通話，會不會有不同的可能。返國後，氏平持續求診精神科，「只想要回到之前的樣子，沒有什麼其他的夢想。」
當我們身處在氏平的位置、氏平的身體，我或著你願意等待多久獲得公平對待，伴隨著失眠、焦慮、憂鬱等狀態，雇主只有給你上班或回國兩個選項，施暴者繼續過著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我或你可能回到遭受不當對待之前的狀態嗎？
制度是保障也是高牆，遭阻擋的人也需要公平對待
氏平她不是我第一次遇到，移工試圖自殺的案件，投入移民工議題十年的時間裡，我經歷了四次。勞動部對此的回應始終是「台灣有1955的多語勞工諮詢申訴專線」，「移工遭遇不當對待可以撥打1955」。
但撥打1955從來都不意味著移工的問題，可以獲得政府支持。1955只是登記申訴內容開立案號，便將案件轉至縣市政府的勞政主管機關調查，過往在1955或縣市政府勞工局階段，皆曾發生承辦人員要求移工先去找自己的雇主和仲介，令申訴移工焦慮若回過頭找雇主、仲介，那自己是不是只剩簽下自願返國同意書一途。
若案件開始調查，接下來還有勞資爭議調解、民刑事訴訟，以及醫療復健等階段，移工需要一步一步走歷經可能數個月甚至一年左右時間，蒐集相關證據，找到中立客觀的翻譯，才有可能獲得自己期待的公平對待。
在等待公平到來之前是沒有工作收入的，但家鄉親人仍在等著移工寄錢回去。他們沒有多少時間和經濟餘裕等待公平。夾在收入中斷和權益捍衛之間，還可以有什麼選擇？
雖説嘗試同理，但差異無法輕易消解。本地人無需離鄉，無需面對口音辨識，無需因為身體特徵遭受質疑，走在台灣大街小巷，不會有人問我「是不是買來的？」也不會聽到「外勞很便宜給錢就能上床」。
我也無需經歷「老闆不要我，我要回國」或「為了家人要堅持設法留下來」的焦慮。我有著選擇和拜倫或氏平的生命經驗、處境，保持安全距離的空間，且在怎麼試著貼近，本地居民的我和外籍移工始終隔著國籍圍欄區隔彼此。我無法替他們經歷那些不適、疼痛、掙扎，那有可能做些什麼。
平等不單是給對方多少，而是從看見差異與疼痛開始
現今的台灣社會中，不乏聽到一些台灣民眾以怠工、契約精神、失能長者照護安全或社會秩序等理由，認為台灣已經給予移工太多支持照護，其他國家制度對待移工更糟糕情況所在多有，選擇來台灣工作移工已經很幸運。
「台灣對移工夠好了」這句話，是否指涉因為他們的移工身份，只值得遭受那樣的對待？若醫療現場有專業中立的翻譯人員在，拜倫能透過醫院職業傷病門診連結勞工局，處理後續欠薪、職災與保險給付，是否能讓處在重症醫療和勞資爭議間的拜倫好過些；氏平能直接表明身上傷口是遭到同事暴力，無需雇主代替發言，接下來還會因證據不足、受困在求助無門的處境嗎？
這裡僅僅單舉一個改變翻譯培養和要求中立性，可能帶來的改變。個人的每一個行動中，累積著過往的經歷體驗，無數短暫或長期接觸關係，不見得每個台灣人都有意願善待外籍移工，移工們也並非期待著制度特權，至少在人和人之間，以平等對待的方式，不讓拜倫或氏平的遭遇成為因移工身份而獨有的不幸。
註：「人工造口」一般稱為「人工肛門」，為腸子造一個口來代替肛門，讓大便透過腸造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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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翰堂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5.3.24
1095移民工文化協會常務理事。
我是陳翰堂，國際關係背景出身，喜歡從國家、地方、制度與政策等不同層次觀察社會現象，也關心每一個個體被忽略的聲音。自2015年投入移民工議題，透過行動與倡議，逐步學習人類學、社會學等跨領域知識，累積多元視角與深度反思。2020年起，我在『越在嘉文化棧–聽你說』擔任個案管理員，協助移民工處理法律、心理與醫療需求。我想在每個小敘事裡傾聽與理解，比評斷更能拉近彼此距離，也更有力量推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