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紀金慶曾說「男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帶著幾分反諷，並引來長期關注性別的林予晞好奇。長久以來，社會對男性和女性各自賦予了不同的期待與角色：男人要強勢、成功；女人要溫柔、被保護。當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標籤，一次又一次地貼在你我身上，我們也逐漸習慣，在既定的框架裡扮演被分配好的角色，活成社會認為「應該如此」的樣子。
然而，這真的是「我」嗎？
曾主演《我們與惡的距離》、《死了一個娛樂女記者之後》的演員林予晞，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紀金慶，從各自的生命經驗出發，試著用一種不同的方式理解這些問題。這種方式，稱作「性別之眼」（Gender Lens），以一種更多元的性別視角，重新審視我們所活著的社會，唯有用這樣的方式，或許人們才有機會看見那些早就習以為常、卻充滿隱性傷害的偏見與結構。
長期關注性別平權與多元議題，林予晞回憶，自己從小在女生群體中長大，國中和高中都是女生班，因此很早就理解女性群體之間的生存方式。外部世界對女性充滿壓迫，「你要結盟、要照顧別人，才有機會生存。」她說。
在許多文化想像裡，女性的人生往往存在一種隱形的框架：年輕時被期待美麗、溫柔，到了四、五十歲，卻又被放進另一種角色：任勞任怨的母親。「母親節收到一張卡片：『媽媽，你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然後就沒有了。」紀金慶認為，這種根植的文化預設，讓女性幾乎沒有其他路可走。
為什麼只有「黃臉婆」，卻沒有「黃臉公」？為什麼在許多社會裡，「像個男人」會成為一種競爭，而女性卻被放在相對弱勢的位置？諸多問題被攤在性別之眼下思考，我們不得不誠實面對：看似理所當然的性別角色，其實都是社會文化、制度與權力關係長期塑造出來的結果。
厭女文化如何形成？當「像個男人」成為一種競爭
小時候的林予晞「很不合群」，在同齡女生開始學著打扮的時候，她卻刻意把自己弄得很奇怪，不愛打扮。「我那時候其實很不喜歡偶像劇。」她笑說。因為很多戲裡的女性角色，只要好看就好，像花瓶一樣被欣賞，卻很少被真正理解。
林予晞回憶起，自己小時候住在奶奶家，叔叔有一台紅白機。每次叔叔回來，她才有機會玩遊戲，但那種「必須等別人來才能玩」的感覺，讓她很不舒服。某一天，她乾脆在家裡到處翻找，最後真的把紅白機找了出來，還自己動手把它打開，「那個畫面我記得很清楚，是因為我的行動，才讓事情有了反應。」從那之後，她再也沒有耐性坐等別人幫忙，她不用受制於人，自己的行動就能造成改變，於是腳踏車壞了，她自己修；長大後汽車電瓶沒電，她也自己想辦法解決。
多數時候，這個社會早已默默替人分配好性別特質：勇敢、直接、理性常被視為「陽性」，而嫉妒、情緒、迂迴與心思則被歸為「陰性」。問題是，這些陰性特質往往被放進女性的容器裡，彷彿某些性格天生就屬於女人。但如果把世界拆開來看，陰與陽其實只是不同的能量，而不是特定哪個性別的人比較高或低。
紀金慶的人生經驗是另一種狀況。他39歲才博士畢業，而且讀的是哲學，是在旁人眼中、在現實社會裡不太容易有好資源的科系。「有時候我都覺得周杰倫那句『你算什麼男人』好像在對我唱。」他說。在主流社會的想像裡，男人應該成功、強勢、能提供資源。但如果你走的是另一條路，就很容易被放在一個尷尬的位置，好像沒有真正的話語權。
當社會不斷強調男人要強、要贏、要掌握權力時，「像個男人」就變成一種競爭。而這種象徵性的權力符號，本來就不可能人人擁有。於是，當有人無法在現實世界裡取得這種位置，就可能轉向其他地方尋找補償。到了網路時代，低門檻的發聲平台讓這種競逐更加明顯，也讓許多厭女言論在網路上快速擴散。
更讓人不安的是，許多時候，厭女不總是以敵意的形式出現。有時候，它甚至披著「保護」的外衣。紀金慶舉例，如果深夜有個女強人坐在高樓辦公室裡，一邊搖著紅酒杯，一邊看著城市夜景，人們很容易覺得她「有點寂寞」。可如果同樣的畫面換成男性總裁，社會往往會說他「很成功」。為什麼同樣的姿態，換了一張臉就有不同解讀？
厭女，其實是一整套將人困在單一性別模板中的文化機制。當社會只推崇某一種性別氣質，並把它視為通往成功的門票時，不論男女都會受害。看見這一點，是打開「性別之眼」的第一步。
女性角色常被要求「要可愛」？演藝圈難擺脫的框架
林予晞說，過去沒有那麼強烈地意識到｢性別框架｣這件事。小時候家裡女生很多，而她又是長女，只要打著「我要照顧妹妹」的名號，很多事情大人其實不太會限制她。真正讓她強烈感受到性別角色的重量，是在進入演藝圈之後。
許多劇本中，女性角色常常需要先被定義：她是誰的妻子、誰的女朋友、有沒有孩子。如果沒有這些設定，很多人甚至會覺得奇怪，「她怎麼會單身？」在這樣的敘事裡，女性角色很容易被推向兩種極端：不是聖女，就是俗女。
她早期常被分配到「溫柔可愛、天真無邪」的角色，「其實我也不是做不來。」她說，當你把這些角色演好，導演會稱讚、市場也會給回饋。但某一次，她從台南開車回台北的高速公路上，車內播放著迪士尼動畫《花木蘭》的歌曲〈Reflection〉。歌裡的花木蘭對著鏡子，看見的卻不是自己真正的樣子。那一刻，林予晞淚流滿面。「什麼時候，我的reflection，才會真正像我內在的樣子？」
後來，《我們與惡的距離》中那個專業而堅定的社工師角色，給了她一點不同的力量。播出之後，許多社工與相關工作者傳訊息告訴她，這個角色讓他們在艱難的工作裡看見一點光。那一刻，她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在角色裡「夾帶」的某些東西，真的被看見了。有時是角色詮釋上的細節，有時是服裝造型的選擇。她仍然會化妝、保持漂亮，同時也在試探：觀眾與市場能接受多大的改變？
在她看來，女性在公眾舞台上往往背負著一種奇特的悖論。年輕時，大家希望你可愛、天真、乖巧；但當年紀稍長，市場又突然要求你成熟、深刻、能夠理解世界。很多演員就是在這樣的轉折裡，忽然被市場拋在門外。「前面大家一直叫我可愛，我也很聽話。」林予晞說，「可是過了一個年紀，大家突然說：這樣太幼態了。」
在新時代重新理解性別，性別角色更像在跳舞
談性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一旦變得過於嚴肅，討論往往很快就會僵化，被指責的人很容易立刻防衛：「怎麼又是我？我沒有這樣啊。」在紀金慶看來，當我們用一種絕對的方式告訴別人「你是錯的」，其實也暗示著世界只剩下一種正確答案。
如果我們能夠把所碰到的事情，放進一個更大的脈絡裡去理解，或許就能明白，人之所以會形成某種觀點，其實都來自他曾經歷的環境與條件。
林予晞分享了一個生活中的小故事。有一次，她要搭計程車回家，計程車司機跟她說，他其實不太喜歡看到女生太晚搭車，因為他自己有兩個女兒，總會忍不住擔心。林予晞聽著這些話時，腦海裡其實浮現了另一個念頭：這某種程度上也像是一種「愛你式」的厭女。有些文化中的性別不平等，並不是以敵意出現，而是包裝成「保護」的語言。
但她也提醒自己，對方同時也是一個父親、一個有情感的人。她笑說，理論上自己並不喜歡被當成需要保護的對象，但能在一個計程車司機身上聽見那樣柔軟的語氣，也是一件難得的事。「那我就會說，好，你把我看成需要保護的人，謝謝你。」
我們不會完全同意某些人的想法，不論那是計程車司機、父親、長輩，或某個陌生人的言論。但當你真正走進對方的世界，偶爾會出現一種感覺：「我懂了。」即使你仍然認為他的觀點是錯的，但你開始能理解那個觀點是如何形成的。真正的對話，在這時候才有可能發生。
一個人帶著「性別之眼」的生活的人，會得到什麼樣的自由？或許真正的說法，不是「打開」這雙眼睛，而是「鬆開」對性別既有的框架與期待。舉例來說，男人，不一定需要透過權力或權威來證明自己。「我不需要控制別人，也不需要不斷證明自己的重要性，只要讓人知道：『我跟你不太一樣，我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就夠了。」紀金慶說。
慢慢鬆開某些緊繃的東西，性別特質也像一種協商、一支來回跳著的舞蹈，有時候覺得自己太靠近某一邊，就拉回來一點；覺得走得太遠，又再慢慢回來。「就像恰恰一樣。」林予晞笑著說，有前進，也有後退；有靠近，也有轉身。無論怎麼移動，舞步之間，始終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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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莊堯亭
責任編輯：許容榕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6.03.19
臨床心理系畢業，投入文字工作十年。是女兒，是媽媽，也曾經是一個孩子。熱愛記錄每一個努力活著的生命，喜歡聽別人的故事，也喜歡說故事給別人聽。典型的樂觀型悲觀主義者，因為這個世界很糟糕，所以更要珍惜身邊的美好，用許多的愛與包容，在文字上、在生活裡，陪伴他人多走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