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曲不同心：《孤女的願望》與日本原曲《花笠道中》

《孤女的願望》是臺灣社會底層肖像之歌，與日本原曲《花笠道中》「同曲不同心」，原曲是輕快的戀愛心情，而陳芬蘭演唱的臺語版本，則道出臺灣社會由農轉工的社會底層悲鳴。

利用戰前日本所遺留下的近代化基礎，以及50年代韓戰爆發後的大量美援，1960年代臺灣快速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經濟。由於日本也早因韓戰萌生的經濟特需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並引發大規模的農村人口移動。因此臺語歌曲透過這些社會變遷的類似性，大量翻借同時期日本的「望鄉演歌」，來描寫農村年輕人為了生活離鄉、思鄉以及身處都市的心境。

然而，當時臺灣當局並未實施如日本「集團就職」那般的政策，從人才招募、選拔、移動到生活照顧等各層面的相關配套措施來應對變局，反而放任這些農村青年孤單的走向都市自生自滅，致使臺、日雙方年輕人對於離鄉的過程與結果，萌生差異。相對於日本人風光搭乘「集體就業列車」去都市執行已經被安排好的工作，臺灣人則通常是孤單不安的前往都市「找工作」。

因此，為了彌補只借用日本的「望鄉演歌」去描繪臺灣人樣貌時將出現不足或失真的缺失，臺語歌曲在翻唱過程便會透過加強貧困、無奈、挫折、失業、淪落等心境描寫，或者增添移動過程中的辛酸情節，讓歌曲更符合自身處境。許多原本和這場社會變遷無關的作品，也成為臺灣人借用的材料。當中由葉俊麟填詞、陳芬蘭演唱的〈孤女的願望〉便是這種外溢翻唱的典型例子。

〈孤女的願望〉的原曲〈花笠道中〉是以江戶時期為背景的愛情娛樂電影〈花笠若眾〉之插曲，歌詞描述在晴空、白雲、美麗花朵的場景中，情竇初開的少女途經小土地公廟時，向土地公問路的心境。葉俊麟衍用了「向土地公問路」的原創特徵，徹底翻轉原曲，讓主角變成一位離開父母、隻身前往都市的女孩。雖然同樣向路人問路，但女孩的目的並非是談戀愛，而是要犧牲花樣年華和戀愛機會，前往都市的工廠擔任女工。即使要付出稍縱即逝的青春，也無法在意工作辛勞或薪資低廉，少女仍企望走向自力更生的人生路途。

戰前臺灣總督府為了配合日本產業所需，大力發展米糖經濟，卻未同時致力於工業化發展，自然也沒有產生因工業化人口移動，而導致農村人口流離失所與鄉愁題材的歌曲。日治時期以離鄉、勞動、流浪為主題的歌曲並非主流，受歡迎的經常是吐露女性受到傳統陋習、性別、階級的宰制，而無法自由戀愛的「閨怨」。這些現象投射出日本殖民下的臺灣社會，像一個「平穩」的牢籠，階級和人口流動均呈停滯狀態。

戰後，為了因應國共內戰，以及1949年突然増加的約120萬外省人之需，加以内部政權鞏固需求與冷戰的影響，原本被視為米倉的臺灣開始產生糧食壓力。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國民黨政府在1950年前後進行了一連串的農村改革。但倉促的改革雖出現受益者，卻也造成農地價格暴跌。另外，政府收購土地時所抵付的債券股票，因無法變現而價格暴落，農地因供需失衡造成土地零碎化，而影響農場經營效率等負面效應頻出。這造成大量佃農負債率増加、中小地主生活困頓，終致許多農家必須移動到都市，依靠農耕以外的收入維生。農地改革政策讓臺灣的職業結構巨變；也讓「平穩」不復存在，離鄉背井成為農村的常態。

二二八事件後的臺灣百廢待舉，都市並未作好容納大量流入農民之準備，當時流入都會中至少有25萬名的臺灣人，被迫過著不安定、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1964年臺灣正式進入工業化後，這批農村剩餘勞動力才逐漸被工業部門吸收。

在工業化進程中受到最大衝擊的往往都是農業，這是由於在進入工業化之前，社會主要的勞動力和生產價值都集中在第一級產業。產業轉型之際，這些勞動力往往要歷經一段因「由農（林漁牧）轉工」的人力重新配置，從而引發人口遷移的辛酸過程。只不過對於本省人而言，戰後臺灣的工業化過程相對複雜，其鄰接在二二八事件、戒嚴令頒布、白色恐怖、農村土地改革之後，是一場複合且連鎖式的社會變動。以〈孤女的願望〉流行的1959年來看，這首歌曲緊繫著社會發展脈動，編織出這個島嶼由農轉工時複雜且連鎖的關係圖像――在工業化之前，臺灣農民已因農村荒廢不得不離農而生；而身為弱者除了自我救贖，別無生存之道的怨念，已成為許多底層民衆的集體情緒。

1950、60年代臺灣大量翻唱日本歌曲，讓兩者在戰後幾乎成為歌謠共同體。只不過「同曲不同心」，臺灣人在翻借時通常都會賦予日本歌曲新的生命而將其「據為己有」。也因此兩地具有代表性或暢銷的「望鄉演歌」存在極大的差異。〈花笠道中〉對於日本人而言，只是一首由美空ひばり所唱、與離鄉工作無關的輕快歌曲，但年僅九歲的陳芬蘭背負著時代辛酸所演唱的〈孤女的願望〉，不但打動了許多本省人的心，也為由農轉工的臺灣社會留下深刻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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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培豐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