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我投注大量時間進行臺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傾聽百餘位長輩當年的選擇與心境。臺籍日本兵背負著戰爭創傷，許多人終其一生未能痊癒；遺族則須面對失去至親的痛楚如影隨形，很多故事還來不及記錄下來，曾經分享故事的人就已經不在了。除了研究者之外，戰爭影集《聽海湧》也描繪出大時代下臺籍日本兵的處境與角色心理狀態，用戲劇為這些臺灣子弟留下紀錄，讓更多人憶起並理解那個時代。
我曾對臺灣人在日本時代前往「南洋」從軍懷有神秘的想像，他們如何加入軍隊，又如何到達遙遠的國度，都讓我充滿好奇。
進入研究所後，我翻閱有關臺灣戰爭史的書刊，認識到戰時被日方動員從軍的臺灣人，不僅有派往「南洋」的軍夫，另有率先成為正式軍人的陸、海軍特別志願兵，以及後來徵兵制度實施後的應召者，而他們戰時足跡從廣袤的大陸跨越海洋上的蕞爾小島。
臺籍日本兵為何而戰？不能簡化為「被洗腦」或「皇民化」
曾是海軍一員的太叔公和他的海軍戰友，為我打開了口述歷史的大門。跟這些長輩們面對面交流，讓我能循著這樣的途徑去同感他們的經歷和抑鬱。十餘年間，我像著了迷一般，想要知道更多，投注大量時間進行臺籍日本兵的口述歷史。
透過歷史當事人的表述，傾聽父祖輩當年的選擇與心境，嘗試著貼近歷史情境，就讓我對當時青年為何從軍這件事，由原本單一扁平的認知變得更加多元立體。就像張登標先生提到所以自願參軍，是因為在學校聽到廣播報導戰況，眼看局勢愈加緊張，覺得年輕人必須挺身而出保衛家園；而盧金水先生告訴我，當時社會風氣鼓吹年輕人從軍，即使內心有其他想法也無法表達，可以說是環境逼使他不得不去當兵；至於李遷嬌女士則是因為戰時生活困頓沒有出路，選擇赴陸軍醫院擔任看護助手，從軍成為她的選項。
藉由他們口說，我逐一解答心中的困惑，觀察到這些抉擇背後存在多重因素，包括殖民當局鋪天蓋地的宣傳教化、敵軍逼近家園的迫切威脅、難以逃避的集體壓力及現實的經濟考量等等，都不能簡單地以「洗腦」或「皇民化」來概括論斷。
戰爭創傷如影隨形，終其一生未能痊癒
那個時代的青年在從軍前，多數人或許從未離開過家鄉一步，有些人第一次離家，很可能就是前往即便在今天也難以到達的地方。隨後在各自的戰場上面臨著生死考驗。
依據日本厚生省（今厚生勞働省）於1973年4月14日公布的資料，日軍在戰爭期間動員了包含軍人、軍屬在內的「臺籍日本兵」共計207,183人，其中高達30,304人戰死，可謂犧牲慘重。
戰後，臺籍日本兵背負著戰友的死亡與戰爭創傷（war trauma），許多人終其一生未能痊癒。遺族則須面對失去至親的痛楚，這種傷痛在他們一生中如影隨形。陳冬女士的父親陳世鐘於1945年1月在馬尼拉陣亡，父親的死成為家族內的禁忌話題。渴望父愛的她只能透過靈媒占卜，尋求與逝去父親的連結；而賴新發先生的父親賴文質，當年為改善家中經濟而從軍，卻不幸戰死在菲律賓。思念父親的他不曾放棄打探父親的最終下落，甚至盼望父親有朝一日能如李光輝（Suniuo，音譯史尼育唔，註）一樣生還返鄉，讓他有盡孝道的機會。
這些遺族大多對父親沒有具體的記憶，但父子（女）之間的血脈牽絆，仍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缺憾。瞭解父親戰時的蹤跡，拼湊其死亡的訊息，成為人生的重要願望，彷彿這麼做能使他們更接近自己的父親一些，也反映出戰爭對家庭帶來無比深遠的影響。
被永遠遺忘？還是重新憶起？
臺灣人的戰爭經驗具有多元的面向，既包含「中華民國」的經驗，也有「日本殖民地臺灣」的經驗。這種複雜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少有比擬。如何公正看待這兩者的歷史記憶，並將其融合成共同的國家記憶，至今仍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
2014年春天，我到臺南仁德訪問林正興先生。戰時，他曾以臺灣特設勤勞團的身份派赴菲律賓呂宋島，歷經九死一生才回到故鄉，其後一生，難逃戰爭創傷的陰影，時常在夜晚夢魘中哭泣叫嚷，痛苦呻吟。猶記得那天訪談結束後，老先生反覆說著：「今天終於能把這些事情講出來，很痛快。」、「這些可以成為歷史嗎？真的可以嗎？」聽到這些話，讓我感到一陣酸楚。而他在三年後離世。
我私心認為，所有人的記憶都有其存在的價值，也應該受到尊重，沒有人有權否定對方的經歷。唯有彼此真心尊重，進一步互相理解，我們才能真正達到和解與共生。多元價值的存在，正是臺灣社會最珍貴的資產之一。
臺籍日本兵的世代眼看就要結束了，這些人的故事似乎還沒說完，很多故事還來不及記錄下來，曾經分享故事的人就已經不在了。林正興這群人正默默地一個接著一個離去，這些年下來，我們曾認真傾聽過他們的聲音？是否對他們有了更多的了解？還是他們的故事被掩沒在歷史的沉積中，永遠被遺忘？或者有被喚起、被更多人記起的機會？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聽海湧》，對著更多人說臺籍日本兵的故事
2024年6月底，我受邀到中山堂參加臺北電影節《聽海湧》首映。導演、編劇及團隊的用心，展現在比想像中還要更好的成果之上。我想已不僅是擬真的特效、嚴謹考證的場景與服飾，還有精挑細選的配樂，最讓我驚豔的是，他們細膩地刻劃每位角色的心理狀態，公正描繪出大時代中臺灣人（臺籍日本兵）的處境。
結束放映及映後座談，走出夜晚的中山堂，已不若白天酷熱，而我想起和劇中少年志遠長得神似的比島俘虜收容所監視員林金隆。這位來自臺中的少年被指控於1944年8月11日在菲律賓呂宋甲萬那端（Cabanatuan），「蓄意且不合法」地以步槍射殺美國陸軍中尉Robert Huffcutt。戰爭結束後，由盟軍組成的軍事法庭追究少年「罪責」，他最終被判處絞刑，在1946年7月17日於馬尼拉受刑。
而，是誰下達的命令？誰企圖卸責脫罪？定罪標準是什麼？據聞少年是代誰開槍，卻擔負所有的罪？抑或恪守命令卻違反人道的少年，其實落入了「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 似乎沒有任何人在意。
林金隆才華洋溢，從軍前為「獅王」繪製廣告招牌，未來可能是前途無量的繪師，卻因為戰爭，由於美國陸軍中尉之死，在南國異鄉結束短暫生命。他在軍事法庭接收審判時，無奈甚或放棄的心情，是否也像志遠一樣？當他被套上絞繩，生命永遠停留在22歲的多年以後，除了研究者消耗自我，如使命般想為像他這樣的臺灣子弟留下什麼之外，現在終於也有人開始要向更多人講述他們的故事。
註：二戰期間，日本徵召眾多臺籍日本兵到南洋參戰，史尼育唔（臺灣阿美族人，日名中村輝夫、漢名為李光輝）與同袍走散，孤身在叢林中離群索居，直到戰爭結束30年後才在印尼被發現，後回到臺灣。
【延伸推薦】
影集｜《聽海湧》：阿遠被派往南洋擔任戰俘監視員，卻捲入了一場屠殺，被指控為嫌犯的他，在找尋兇手過程中看清了戰爭的本質。
文章｜幕後｜《聽海湧》導演孫介珩：異鄉感的關鍵是高聳椰子樹，「聽海」成為一種日常儀式
作者：陳柏棕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2024.8.19
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助理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畢業，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著有《軍艦旗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1943-1945）》、《護國丸：被遺忘的二戰臺籍海軍史》、《跨越世紀的信號：書信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與《跨越世紀的信號2：日記裡的臺灣史（17-20世紀）》（共同作者）等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