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欣怡x朱淑娟:當「全台最邪惡組織」執行長遇上「都寫負面新聞」的記者

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說,很多人喜歡介紹他是「全台灣最邪惡組織的執行長」;獨立記者朱淑娟則曾被這樣介紹:「這是朱淑娟,他都寫負面的!」在社運界與新聞界長期堅持信念的兩人,如何面對有形與無形的敵意與仇視,轉換為工作的動力與智慧?

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左)與獨立記者朱淑娟。

今年是朱淑娟邁入獨立記者工作的第十五年,他的部落格「環境報導」累積超過兩千篇報導、突破兩百五十萬次瀏覽量;林欣怡從2007年起成為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正職人員,從事個案援助、社會對話與國際串聯等社運工作。在新聞界與社會運動界工作的兩人,在工作歷程中,有哪些獨特的人生風景與啟發?

Q:作為獨立記者/社會運動工作者,每天的工作是否相對自由又不受拘束?

朱淑娟(以下簡稱朱):自由工作者能做得長久的基本要務,就是建立「規律」與工作的「節奏」。獨立記者仍需要配合受訪者、記者會、各種會議的時間,除了這些事件之外,我會在固定時間地點工作,培養寫文章的手感。我的一天最佳工作時間是早上,起床後喝杯咖啡後就進入工作模式,一直到下午三點左右,才慢慢放鬆。

雖然工作節奏有快有慢,但我從不處在idle(閒置)狀態,我非常自制,從來沒有興之所致或心情不好就不工作,高興也好、不高興也好,我都會把該做的工作做好,我的書桌也是整齊到非常恐怖的地步,連一張紙都不能放歪,我的個性很適合去工廠做工,可以很流程化的完成任務。

獨立記者朱淑娟。

林欣怡(以下簡稱林):2007年我剛開始在廢死聯盟做全職工作時,我是唯一的工作人員,沒有辦公室,我經常在咖啡店工作,那時很多人羨慕我,覺得好像很文青很浪漫,其實根本不是這回事,因為沒有辦公室,大家會覺得你不受上班時間的限制,所以常有教授專家早上六七點就打給我討論事情,還沒刷牙就開始工作了!

現在因為要進辦公室,工作節奏會比較穩定,不過我回到家後還是拿著電腦在床上繼續工作,我的房間很亂,通常都要等有時間再來好好整理,那時候會感覺恢復了秩序,再有動力開始另一輪的工作循環。

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左)與獨立記者朱淑娟分享工作心得。
台灣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Q:你們的工作歷程中,曾遇過那些特殊或不友善的對待?

林:我們曾經接到恐嚇訊息,但我們與這些不特定個人並沒有利益衝突,我覺得淑娟在環保領域中工作,這個範疇會牽涉到利益,這比較可怕。

朱:我應該跟每位環保署長都有過節!曾有環保署長介紹我的時候說:「這是朱淑娟,他都寫負面的!」已故前環保署署長李應元也曾在某個場合介紹我:「這個朱淑娟,你對他再好,他照樣監督你!」這對我來說是很平常的事情,要說完全不在意是不可能的,也有政府單位發新聞稿稱呼我為「女士」而非「記者」,我認為是刻意地在稱呼上就不承認我是記者。

我寫的報導大部分是環境議題、土地徵收或污染相關,牽涉到許多利益的糾葛,早期常會接到電話,最常打給我的就是立法委員,直接找我或是透過認識的朋友試著聯絡。現在則是另外一種相對文明、迂迴的方式,他直接找你合作的媒體高層或組織單位,就有演講單位直接了當地跟我說:「對不起,某某人打來說不能請你來演講。」這種「文明的恐嚇」更可怕,他想阻斷你的未來,切斷你發聲的機會。

但我從來沒有妥協過,因為既然要做獨立記者,就要有勇氣去寫你看到的、感覺到的。更要謹守專業,讓別人沒有進一步的機會,最簡單就是不要寫錯、證據要充足、一切對事不對人。

獨立記者朱淑娟(左)與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獨立記者朱淑娟(左)與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林:很多人喜歡介紹我是「全台灣最邪惡組織的執行長」,這是一種自嘲,我可以接受,但我的確經常面對不友善的氛圍。曾經遇過辦公室被丟雞蛋、灑冥紙,或是在網路上謾罵的行為,但我認為會做出這些行為的人都是少數,也會跟同事討論如何維護工作上的安全。

有一次我被法院通知以「被害人」的身分出庭,我才知道原來因為某次執行死刑,有人在時任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臉書底下留言,號召大家來傷害我,被警察主動移送偵辦、檢察官起訴。他在原審被判拘役20天,後來上訴才通知我開庭。那次開庭結束後我跟那位被告互動,也跟他說若需要法律協助可以去申請法扶,我覺得他是非常純樸的人,他對於廢死的理念很生氣,但我不覺得他真心想做這種可怕的事情,只是想引起注意。在法庭上他也真誠表示歉意,我並不希望判決結果造成他要背負前科,最後法院因為他沒有造成我「心生恐懼」,所以無罪確定。

還有一次去學校分享,因為前一堂課還沒結束、我跟要上課的學生都在走廊上等,就聽到旁邊有人說「等下要給他好看!」後來我就走上台跟他對看,等他聽我講完之後,他覺得跟他想像的不一樣,就沒有想給我好看了。

更明顯的是某次去社區大學演講,同學都是年紀較長的民眾,當主持人介紹我之後,我可以感受到空氣瞬間凝結、同學好像在瞪我,但我知道,我講完之後一切會不同,廢死聯盟的理念跟主流想法雖然不一樣,但經由分享跟溝通,我的經驗是這些凝結的氣氛會有互相理解的機會。

獨立記者朱淑娟(左)與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Q:媒體也對你們有「特殊待遇」嗎?你們如何應對?

林:我剛進入這個領域時,若發生某個案件,媒體把麥克風塞過來,我就好像一定要講話要回應,結果硬逼著被講出幾句話。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因為立場問題,我的發言會讓案件被害人感到難過,不應該讓媒體有機會來操作。後來我與管中祥老師(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討論,確定一個原則:「進行中的案件不受訪」,記者也漸漸可以接受。若還是有記者來採訪,我會拒絕,但也會盡可能向記者說明我為什麼拒絕,因為我並非律師也非當事人,我的發言無助於案件的討論,我也會建議記者較適合的採訪名單。

在鄭捷案發生當時,許多媒體都想採訪我們,當時台灣大家都很恐慌,我們的做法是先去請教心理諮商師、傳播領域學者、公共安全相關專家,最後發了一篇新聞稿作為回應,希望政府相關單位先讓台灣民眾的心情安定下來,減少恐慌蔓延。

而在鄭捷被執行死刑的當天,我已經向記者說明不會有任何回應,記者還是一直打來,隔天一早六七點繼續打來。我反而跟記者聊他的勞動條件:「我很慘,一直被你們騷擾;你們也很慘,一直被你們的老闆逼著來騷擾我……。」

獨立記者朱淑娟(左)與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

朱:這真的是我們記者要檢討,因為要交差一定要使命必達,不過其實很多記者是「帶著答案在問你」,一定要從你口中問出他想要的答案。我在報社工作時,早期也碰過政務官要換人的重要時刻,曾經每天晚上十點打去問受訪者「請問行政院有要換你下來了嗎?」的經驗,真的是沒有辦法、記者必須要做。

記者圈的生態會希望和平相處,有新聞大家一起報,萬一有人跑到獨家,反而會害同業回去被罵,當你沒有符合多數人的想像就會這樣。當獨立記者之後,跟同業的相處還是有同儕壓力。

例如有次我去台南採訪,市政府不讓記者旁聽會議,在地記者聽從市政府意見。但我要求想要旁聽、打電話協調之後,真的可以旁聽了,既然門開了,你不進去會被報社罵,居然有在地記者公開對官員說「以後可不可以只開放給獨立記者,不要開放給我們聽。」聽來荒唐,但這些都是真實發生的事。

今年是朱淑娟邁入獨立記者工作的第十五年。

Q:工作這麼多年,長期累積的壓力曾讓你放棄信念嗎?你有那些釋放壓力的方式?

朱:我一直維持著跑新聞的節奏,我現在出門都還是帶著一雙便於行走的球鞋,譬如要進咖啡店就換成皮鞋。我真的很喜歡做記者,因為真心喜歡,碰到困難不會隨便放棄,而會去想有甚麼其他突破方式。我認為每位記者最後都應該要成為獨立記者,不太可能到50歲還在外面遞麥克風採訪,若是這樣到了退休回頭看,發現甚麼也沒留下,沒有完成一件事情,應該蠻可惜的。

剛提到我是一個很自制的人,我從來不會放縱自己,例如我不追劇、不喝手搖杯、不喝酒、不吃安眠藥,任何有可能會影響心智跟判斷力的東西我都會排除。但我非常喜歡看電影與看書,各種領域包括專業領域、歷史、小說、食譜我都看,也會散步、游泳,散步的時候我會回想今天的行程,想想我對人講出來的話是對的嗎?作為反省與一天的總結。我們常會覺得自己是公平在論斷,但被批評的人不一定這樣想,也有人在我演講時批評我跟農民很好,農民都是對的,行政官員都是錯的……,我是不斷在這種糾葛的過程中反省。

獨立記者朱淑娟。

林:我很幸運的一件事是,本來在司改會工作,同時參與廢死聯盟,花了很多力氣在廢死的工作上。廢死聯盟成立後我成為全職人員,等於是把志工跟我的工作結合,不需要為了實踐理念,去做另一個工作賺錢,很幸運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的。

如果問我有沒有曾經很挫折、想放棄?真的沒有。社運工作的確會有辛苦、掉眼淚的時候,但是我不會硬撐,我會說出來並且尋求幫助,有夥伴可以理解、支撐我,才能走得長久。我的生活樣貌從20幾歲開始到現在都很像,甚至我會忘記自己已經有點年紀了,我完全可以跟年輕夥伴繼續上街頭。

我放鬆的方式很多,跟淑娟不同的是我偶爾會喝點小酒,另外我也喜歡做手作,最近還開始學素描,因為作監所訪談時不能拍照,可是我真的很想記住那個人的臉,我試著畫卻畫不好,畫三次都看起來像是不同的人,所以開始去學素描初階。

工作上的事情我很專業並冷靜,但生活上我比較少根筋,捷運常常坐錯站、付錯錢。最近也會跟社運界朋友去露營,但我們還是會帶著電腦上山開會,這麼熱愛工作也被同事嘲笑了。

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笑說,最近會跟朋友去露營,但還是會帶著電腦上山開會。

Q:能在工作上堅持熱情這麼長的時間,親友或工作夥伴曾說過你有甚麼特質?

朱:保持「冷靜的自制力」很重要,包含行為上跟情感上。如果在採訪時看到悲傷的事件就跟著掉眼淚、抗爭現場警察民眾推擠你也跟著推,就會模糊掉該處理的議題。當獨立記者後不用處理每天的新聞,也是一種冷靜的方式,過幾天再好好來回溯與鋪陳。

不過我也在想,過於冷靜,好像火花會少一點。有時我回家會想,今天人家在現場發生嚴重衝突,我在旁邊很冷靜的觀察,這樣對嗎?是不是也應該進去一起衝一下?

林:當淑娟說出「冷靜」兩字時,我也正好在筆記本寫下「冷靜」。情緒與感情能維持工作的熱情,非常重要,但許多時候我的工作必須要足夠冷靜才能作出決定,譬如有一件事情突然發生了,我會跟自己說要穩定下來,冷靜做決定。

大家都想當凡事都說好、都同意的人,但我的工作很重要的成分是「決定不要做甚麼」。這二十年來我學到最大的技能就是我很會說「我不行」、「我做不到」、「我需要有人來幫忙」,因為人力資源有限,需要取捨,而前提是我知道這個議題或活動會有其他社運界的夥伴接上、互相支援,就像一位好友說的,這就是社運界的Sisterhood(姊妹情誼)吧。

台灣廢除死刑聯盟執行長林欣怡(左)與獨立記者朱淑娟。

採訪:陳珊珊、陳逸雯
撰文:陳珊珊
攝影:張家毓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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