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追逐天使還是逃離魔鬼，去山裡吧。
考究人類登山的歷史，放到整個文明歷程中看，其實並不悠遠。如果說七萬年前智人離開非洲是文明的起點，登山史則不超過300年，顯然，登山雖不是人類演化長夜中的關鍵事件，但卻是現代社會中具備指標意義的新興行為。
不論西方還是東方，登山在歷史中都不是一件情願的事，在流傳的紀實繪畫裡，山岳充滿著黑暗、暴力和不安，因為宗教或商賈原因，被迫要穿越山區的人們對之惶恐不已，更遑論要攀緣而上去登頂。十七、八世紀，現代社會的圖景緩慢浮現，兩股內在湧生的力量，開始「威脅利誘」現代人上山，強勢發展所及，「登頂阿爾卑斯山的未登峰」甚而還成為英國社會最時髦的紳士風範。
其中一股正面的驅力，是城市中的中產階級男性，為追求著自身感官經驗最大程度的提升，向著大海與高山冒險突進。對於剛剛度過啟蒙時期，進入浪漫主義思潮前端的歐洲人，藉由自身肉體感官的感覺能力，搭配上觀察自然萬物的知性分析技術，向著全世界各個未知地去作探索，是一個完美自我的最佳實踐。普魯士大文豪歌德是這種人生典範的倡議者，他的年輕同胞——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則是實踐者，他在南美洲冒險五年的採集浪遊時間裡，曾經試圖登上海拔6268公尺的安第斯山北端高峰欽博拉索山(當時歐洲人認為的世界最高峰)，雖然因為冰河裂隙受阻，但他利用氣壓儀測得到達海拔5917之處，仍是當時(1802年)人類所及的最高點。
另外一邊，那股反面的驅力也與現代生活相關，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透過科學技術、官僚組織、時間分工⋯⋯，將現代生活編碼進一個高度固著化、例行化的生命排程，從好處看，現代人不必再如老祖宗那樣，得單打獨鬥地來應付自然的磨難，但從壞處看，現代人得依照集體外加的律則來成為一個不情願的「社會人」，壓抑自身的原始慾望之外，甚而得過一種為了規則而規則、不問規則要服務哪種人性的異化生活。因而，在這般灰暗的人生景象之外，高聳入雲，披覆著暟暟白雪的高山，就成了人們重尋某種存在意義的失樂園。
十九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拜倫(George Byron)在他的長篇敘事詩作《恰爾德．哈洛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之中，透過主人翁哈洛德的自述，如此這般地勾勒了當時英國新世代對自然與城市生活的極端反應：「我不住在我身體的軀殼之中，而是我周遭世界的一部分，對我來說，高聳的山岳帶來情懷，但人類城市的低鳴，帶來的卻是折磨。」
從正面的潮流看，登山讓現代人成為一位感官能力更強的人，讓他在社會中常抱冒險的意願和創造的能力，從逆向的發展看，愈是高度壓抑個人、重度規範的社會，愈是會把它的住民推上山巔，因為在大自然的世界裡，環境和萬物具備著療癒的能力，在平地被社會價值所拋棄的個人，反而能因身體和生命的豐富感受，重尋自身的主體性。
台灣在日據時期，藉由輿圖測量、博物學家踏查而開啟登山，光復之後，因為戒嚴法關閉山海，使得登山成為極少數人才能實踐的體力運動，隨著社會慢慢演變，對身體感知能力和創造性需求大增，登山也慢慢從一種突兀、冒險、有礙公益的受排擠行為，逐漸轉變成大眾喜好的新興嗜好，如果我們細心地睜大眼睛，將會發覺歐洲十九世紀發端的登山兩大驅力，仍然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發揮作用——美國社會運動家、長程健行者傑佛瑞．萊斯利(Jeffrey Rasley)說得好：我們要不是因為追逐天使(chasing angels)去登山，就是為了逃離惡魔(fleeing demons)而登山。
【延伸推薦】
紀錄片｜《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這是來自台灣高山嚮導的四個故事，跟著他們回到最初的啟蒙之山，一同探尋他們的登山哲學。
作者：詹偉雄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 2021.1.29
1961年⽣於台中縣豐原鎮，台⼤圖書館學系學⼠、新聞研究所碩⼠。九○年代從事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創辦， 1999年參與《數位時代》創辦，擔任創刊總編輯︔2005年參與學學⽂創志業創業︔2007年參與創辦《Shopping Design》︔2012年創辦《Soul》、《Gigs》、《短篇⼩說》。出版：《迫⼒的東京》、《e呼吸》、《美學的經濟》、《球⼿之美學》、《風格的技術》。⽬前專職於⽂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