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Ⅱ》的不同角色讓觀眾看見精神疾病的多樣面貌，精神科醫師吳佳璇指出，精神疾病往往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社會若能以同理心看待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或許就能在較少污名壓力下尋求協助，不僅有助於疾病的治療和控制，也能讓患者有機會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
《我們與惡的距離Ⅱ》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現代社會中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面臨的種種挑戰。透過劇中不同角色的故事，我們看見了精神疾病的多樣面貌，也看見了社會對於這些疾病的誤解與偏見。精神科醫師吳佳璇以其豐富的臨床經驗，為我們解析劇中角色的病症特徵，並分享專業觀點，期望能幫助大眾更深入理解精神疾病，進而消除歧視。
精神疾病往往是多重因素的交互結果
吳佳璇解釋，精神疾病主要分為兩大類：一是領有重大傷病卡的嚴重精神疾病，二是常見精神疾病。劇中的羅自強患有思覺失調症，屬於嚴重精神疾病。一旦診斷確立，健保局會核發重大傷病卡，顯示疾病對患者身心健康影響重大。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患者從此無法回歸正常生活，關鍵在於是否能接受適當的治療。
羅自強的妻子陳又茗，則面臨著複雜的壓力源。從幼年時最疼愛的祖父過世，被家人責怪是「掃把星」，到後來遭受性侵、進入風俗業，再到成年後面對丈夫的精神疾病，一連串的創傷事件造成她出現憂鬱症的症狀。這說明了精神疾病的成因往往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
劇中的齊蕙從小目睹父母和弟弟在車禍中喪生，雖然有祖父母的疼愛作為保護因子，仍出現恐慌發作和情緒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身心疾病患者在得到適當幫助後，反而更願意投入助人行業，如齊蕙後來成為輔導老師。吳佳璇也認為，這印證了「三折肱成良醫」的道理，患病經歷能成為自我提升和幫助他人的動力。
兒童精神疾病的早期識別與治療
胡冠駿的故事特別值得關注。他從小就有嚴重的注意力不集中與過動障礙（ADHD），雖然服藥後症狀改善，但家人認為「這麼小吃藥不好」而停藥，導致他逐漸發展出品行疾患，最終觸犯法律。
吳佳璇就臨床上解釋認為，兒童ADHD的診斷需要綜合評估，包括現場觀察兒童的活動量和衝動反應，以及來自老師和家長的評估報告。如果一個孩子在一百個同齡兒童中，屬於前5%的好動和注意力不集中，就需要考慮治療的必要性。
她以劇中的冠駿為例，他服藥後反應良好，但祖母卻認為「不像我們家的小孩」而停藥，認為早期治療的重要性不容忽視。一個衝動易怒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容易遭受同儕排斥，累積心理挫折，這些負面經驗可能成為日後憂鬱症或焦慮症誘發、好發因子。相反地，適當的藥物治療配合心理輔導，有時往往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吳佳璇也指出，目前對於ADHD藥物治療的擔憂，主要源於誤解。許多家長擔心藥物是「管制藥品」，與安非他命類似，但這種簡化的理解並不正確。適當的藥物治療可以在需要專注力的時候使用，如上課期間；而在寒暑假等需要「放電」的時候則可以停藥。
她分享了一個成人ADHD患者的案例，該患者因從小母親不允許看病，直到大學畢業才自行就醫。服藥後，他成功考取了原以為不可能考上的研究所。這說明藥物能有效提升專注力，但患者也可視情況，在需要高度專注時使用藥物，平時則不使用。
照顧者要優先照顧好自己情緒健康
家庭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態度，直接影響治療效果和復發頻率。吳佳璇特別強調，照顧者不應該全心投入，把自己的生活完全以病人為重心。她認為，「照顧者本身也是完整的個體，需要照顧好自己的情緒健康」。如果照顧者情緒不穩定，反而會影響到需要被照顧的病人。特別是對於思覺失調症患者，發病前五年的穩定度攸關未來的病程發展。如果在這段期間讓患者頻繁發病，往後也容易形成其反覆發病的模式。
在家庭教養方面，父母應該避免「希望孩子一定比我強」的心態，這會給孩子帶來巨大壓力。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賦和特質，不應該只用單一標準來衡量。更重要的是，「當孩子遇到困難時，他能夠勇敢地向父母求助」，而不是先遭到責備。
家長有可能才是最缺乏病識感的一群
談到精神疾患的「病識感」，吳佳璇認為其不僅在精神疾病治療中重要，對所有健康問題都很關鍵。然而，病識感有許多層次：從意識到自己有困難，到理解困難的性質，再到願意接受幫助。
吳佳璇也提到，有些患者可能擔心受到污名化或個人的認知影響，不願承認自己患有思覺失調症，而說成是「腦神經衰弱」或「自律神經失調」。但如果他們能夠接受適當治療，維持正常生活功能，這樣的病識感是否充分？吳佳璇強調「重點不在於患者是否承認特定診斷名稱，而在於他們是否能得到適切的幫助。」
有時候病識感的問題出現在家庭層面。有些年輕患者明知自己需要幫助，但父母不支持就醫，只能等到離家讀書後才敢尋求治療。這種情況下，真正缺乏病識感的可能是家長而非患者。
歧視與恐懼拉遠了「我們與病人的距離」
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問題仍然存在，但相較於30年前已有顯著改善。患者常擔心就醫會影響學業或工作，但實際上台灣的醫療隱私保護相當完善，學校或雇主無法入侵醫療系統獲得相關資訊。
吳佳璇分享了一個有趣的觀點：要做好去汙名化，就是讓大眾真正與身心障礙者一起生活，讓他們看到這些人並不會「咬人」，他們也會上班，甚至可能你吃的食物就是他們包裝或採摘的。這樣能讓大眾意識到「我們與惡」、「我們與病人」的距離可能與想像中不同，從而消除歧視和恐懼 。
關於思覺失調症患者是否更容易有暴力行為，吳佳璇強調，若患者能得到良好照顧和治療，並無證據顯示他們比一般人更暴力。然而，若患者處於發病狀態且無法分辨現實，則誤觸法網或犯罪的機率可能較高。但總體而言，不能將思覺失調症與暴力或高犯罪率畫上等號。
治療理念從隔離轉向社區復健
吳佳璇提到一項國外長期追蹤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的預後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好。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思覺失調症患者能達到「痊癒」，即無需服藥並過著正常生活；另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若接受適當治療，能穩定在社區生活；其餘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則可能需要庇護性環境才能生活。因此，即使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仍需回歸個體差異。
現代醫療在藥物和治療方式上都有長足進步。新一代藥物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少，住院天數也大幅縮短。同時，治療理念從過去的隔離轉向社區復健，強調讓患者盡可能回歸正常生活。
吳佳璇也認為，對於嚴重自傷或傷人意念、或因物質使用導致精神病狀態的患者，短期全日住院（急性病房）是有必要的，通常約一個月或更短。藥物能迅速穩定病情，幫助患者及家屬了解狀況，恢復良好的可直接回歸社區門診追蹤。部分患者可能需要更長時間的復原，這時身心科療養院的復健病房或社區康復之家便能提供協助。
台灣的精神醫療資源相對充足、醫療可近性高，全民健保讓患者容易獲得治療；但也可能導致醫護人員過勞，吳佳璇稱讚劇中公衛護理師幸珠，即使工作量龐大，仍能細心追蹤出院病人，展現了高度的專業與付出。
「痊癒」不是回到原本的樣子，而是能好好生活
吳佳璇也分享對於「痊癒」的定義，她認為「不應該是回到完全相同的狀態，而是患者能夠接受自己現在的狀況，從現有條件出發好好生活」。而這個概念也適用於所有慢性疾病，不論是精神疾病，或常見的高血壓還是糖尿病。
幸福的定義因人而異。即使是精神疾病患者，也能在生活中找到平靜和快樂的時刻。吳佳璇分享手上案例，一個憂鬱症患者可能因為拍到一張美麗的照片而感到愉悅，這也是一種幸福，隨著這些正面經驗的累積，負面情緒自然會減少，她說「他還是有一刻，是覺得平靜、幸福的，如果這種生活裡面愉快平靜的東西越來越多，去想到不好的、負面的事情可能會變少」。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精神疾病患者同樣擁有基本人權
《我們與惡的距離Ⅱ》讓我們看見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屬的真實處境。理解這些疾病的複雜性，破除既有迷思，是建構友善社會的重要步驟。
精神疾病患者同樣擁有基本人權，包括接受治療、維持尊嚴生活的權利。社會的支持和接納，專業的醫療協助，以及適當的資源配置，都是幫助他們重建生活的關鍵要素。
吳佳璇也強調，當大家能夠以同理心看待精神疾病，將其視為如同高血壓、糖尿病般的慢性疾病時，患者和家屬或許就能在較少污名壓力下尋求協助。這不僅有助於疾病的治療和控制，更能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在自己的條件下，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
正如劇中所言：「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在面對精神疾病的挑戰時，我們更需要彼此的理解、支持與陪伴，共同創造一個更包容、更溫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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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們與惡的距離Ⅱ》議題短片小組
責任編輯：陳珊珊
核稿編輯：李羏
出刊日期：202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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