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臺灣認同」,來自於中國的威赫恐攻?|與轉型正義對話

導演傅榆曾在紀錄片《不曾消失的臺灣省》中說,身為一個從「非本省」家庭長大的小孩,她其實本來對「臺灣」是不存在認同感的。紀錄片直指臺灣人的省籍與族群認同,而兩位不同世代的大學師生觀影後,如何對照自我的生命經驗?

編按:本文為《觀點同不同》邀請臺北藝術大學助理教授林瓊華、學生呂柏翰,觀看《不曾消失的臺灣省》後,一同對談分享。

《不曾消失的臺灣省》紀錄片中,傅榆導演運用幾段戒嚴時期的臺語電影片段,配合著在影片中以口述的方式闡明的觀點,以自己的生命經驗道出了眼中的外省與本省。

看完此片後,我與林瓊華老師卻共同感到一種「模糊」──而且似乎是作者出於刻意「語焉未詳」的「模糊」策略;影片所呈現出的,並非如簡介所說的那樣直白。

《不曾消失的臺灣省》一片,有別於以往所看的紀錄片形式,影像及口述的穿插似乎在傳達著對於省籍的明確觀點。但卻隨著後半段傅榆導演遲疑地回答旁白提問的應答片段,似乎又弱化了前面大部分的脈絡,傅榆導演呈現了對於自己不被認同的「情感性」反應,但避開了省籍議題的實質內容與價值問題。

是不是傅榆導演有意利用鏡頭的安排,給予觀者模糊的感受,而非完整硬直的觀點論述,來碰觸臺灣最複雜的議題之一?

導演傅榆。圖/《不曾消失的臺灣省》

也因為紀錄片的模糊狀態,讓我與老師產生了許多的討論與辯證。

語言:好學生都是「國語」說得很流利的,說臺語的臺灣人形象都很差

對於千禧世代的我而言,臺語就是伴我長大,會聽會說但也不是非常輪轉的語言。平常家裡都是講「國語」,到了阿嬤家老爸才又切換成臺語跟阿嬤說話,這樣的現象讓小時候的我很困惑,問老爸為什麼阿嬤臺語比較好?

「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只會講臺語,學校都要求講『國語』啊,上課都聽不懂,而且講臺語還要被處罰唉!」老爸笑著回答我,那時候才知道他是上學之後才學會國語的。

而這次與老師的對談,又更認識了當年國民政府施行的國語政策。

老師分享,「小時候家裡都是講臺語,是一直到進了幼稚園才開始學注音符號說『國語』。上小學後,教室牆上貼著班規第一條就是『禁止說方言』。當時電視、電影裡面體面的男女主角都會說一口好『國語』,穿拖鞋、吃檳榔的流氓、混混、小瘪三都講臺語,這使臺語家庭的兒童上了小學後,開始對自己的母語感到自卑;還記得那時候從學校回家,有時聽到日語世代的父母在有些場合必須捲著舌頭講的『臺灣國語』,小小心靈便隱隱覺得難堪。

在當時戒嚴體制的語文教育制度下,臺灣人小孩除了對母語感到自卑,也對於自己的本省人身分自卑,因為從學校到影視媒體環境,所謂的「好學生」都是『國語』說得很流利的,英俊美麗的男主女角也是,但說臺語的臺灣人形象都很差。

也就是說,當時的「國語政策」,使語言產生了排他性。因為官方語言被設定為國語,原來多數人使用的母語便成了「方言」,就好像低了一階。

地理:犧牲其他縣市的環境、健康 成就了臺北的經濟發展

成長於臺北的老師,大學開始參與過多次環保運動,「從臺灣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可以看出,政府將具有汙染性的產業置於中南部,像早期的五輕(高雄後勁)、後來的六輕(雲林麥寮)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臺灣的經濟發展成就了臺北,汙染留給中南部,這也正是另一種『犧牲的體系』,犧牲了其他縣市的環境、健康,換取了臺北在經濟、環境等各項發展的優勢。臺北以外的工業區,供養了臺灣發達的經濟。」

南北部在「犧牲的體系」下,生活環境產生了頗大的差異,也造就了在紀錄片中所提及的,外縣市不是很喜歡臺北人的現象。然而除環境差異外,南北部的人口組成也非常不同。

從《臺灣戰後人口普查地圖集》中可以發現,外省族群在北部最為密集。而如果以傅榆本身從臺北到臺南讀書來看,她本身也是一位「出外人」。從地理的「外」,也對照著自外省族群較密集的北部,進入本省人較多的南部,身份上的「外」也自然地被突顯了出來。

社會:本、外省區隔 國民黨打造出有利於外省族群的政治及就業環境

戰後隨著中國大陸移入的百萬餘各省人口定居臺灣,相對本省臺灣在地人民,這些來自「臺灣省」以外的人,被稱為「外省人」。而外省人與本省人除了地理、民族、歷史經歷上的不同,國民政府在戰後所實施的政策,也將本、外省的區隔,轉成為制度層面的差異。

老師指出,戰後的臺灣,國民黨政府打造了一個有利於外省族群的政治及就業環境。從1948年開始,考試院就依照內政部戶口統計,制定了治權只及臺灣的「中華民國」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標準;1950年的全國首次公務人員考試開始採用這套標準。

以定額比例標準計算,臺灣人佔總人口比例87%,錄取的548人中,臺灣籍僅佔8人,本省籍錄取比例不到2%。而當年高考結果,臺灣省錄取7人,其他省籍錄取者高達179人。雖然之後這套制度有所調整,臺籍錄取比例也提升了,但採省區定額的錄取制度本身即違反平等原則,一直到1992年,由全面改選的第二屆國大代表進行修憲後,才結束了這套不平等的公務人員錄取制度。

這樣的不公平制度、國語政策,將本省、外省族群區隔開來,產生了位階上的高低差,同時也造成了兩族群間的對立。雖然到了現今已不見明顯的區分,但被再次提起時又能掀起一股波瀾,就像是《不曾消失的臺灣省》這部影片一樣,談到省籍議題就會又激起某些討論。

如果從大環境來看,當時從中國來臺的外省族群,沒有如原先就住在臺灣的人有家族、土地、人脈等資源,所以新來到的政權,就用了制度的方式,讓外省族群能夠在公職體系下被保障。而本省人就在國民黨政府鞏固政權的策略下,被排除在外。

政治:「等一下回去不要跟你外公說,你爸投陳水扁喔!」

「等一下回去不要跟你外公說,你爸投陳水扁喔!」去外公家的路上,我媽半開玩笑地跟我說。2004年臺灣總統大選,8歲這年我第一次對所謂的黨派有了基礎認識,在家裡電視畫面滿滿是綠色的旗子,外公家電視裡的畫面則是藍色的。

我小時候其實會滿疑惑的,為什麼大人麼好像很熱衷於政治黨派的事情,還常常產生衝突。會覺得「國民黨是不是做了甚麼事情讓很多人反感?」我這代人,其實漸漸看不見臺灣原有的社會氛圍,是後來慢慢接觸到一些關於白色恐怖、威權統治等等的資訊,才些許理解。

老師提到,以前看電影是需要先起立唱國歌的。在她大學的時候,如果聽到升降旗時的國旗歌,就算在路上走到一半,還是要停下來。有次放學後,她走向校門口的路上,學校剛好播放降旗時的國旗歌,當時老師已是「覺青」,並沒有就地立正,反而有意識地繼續向前走。降旗結束後,就有「愛國青年」跑過來質問,為什麼聽到國旗歌不停下來站好?還有約的老師看看手錶後回答:如果你想知道的話,請給我五分鐘,我們可以坐下來,我告訴你為什麼。但對方卻露出嗤之以鼻的不屑表情掉頭離去。

老師進一步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當年她認為在臺灣戒嚴時期成長受教育的臺灣人,除了努力補課,也必須有意識地進行一種政治上的自我「除魅」過程,透過各種方式,獨立思考,並有勇氣在日常的公共生活中,開始慢慢去實踐那些違逆大眾的「小事」。

譬如在電影院播放國歌時繼續坐著、升降旗聽到國旗歌拒絕就地立正、有意識地把大眾言必稱「蔣公」的稱呼改為「蔣介石」、改「國父」為「孫逸仙」,不需要聽到有人講到「蔣公」,身體即刻就要坐正,也沒必書寫時在「蔣總統」前面空一格等等。不僅是對二二八、白色恐怖歷史的認識,黨國教育透過身體規訓,仍存在我們腦袋和心智的威權遺緒,也是臺灣轉型正義過程中,每個人都應自我省思的一部份。

認同:臺灣人,你到底是誰

我們該如何看待自己?我們該如何稱呼現在所站在的這片土地?臺灣錯綜複雜的歷史,構成了形形色色的我們及價值。

還記得有一次遇到年長者,聽我會說臺語,很本能的用臺語對我說:「你是臺灣人喔?」當下我知道,他說的臺灣人其實是「本省人」的意思,然而我無法直接的回應是或不是。我不清楚是否會講臺語的人就可被稱臺灣人,而且我的身份也不是最「正統」的。我的媽媽來自「芋頭番薯」的外本省家庭,爸爸則是本省家庭,而這樣的家庭背景也長期影響著我的認同。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讓我看見了不同視角下的世界,也讓我對於自身及土地的認同不斷游移。

瓊華老師一輩的人們,透過體察國民黨政府專制且不合理的行為,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而後在反省中認同臺灣。而年輕一代的我們,對於臺灣的認同多數來自於中國的威脅,然而撇除威脅後,沒有經歷過那段戒嚴歲月的我們,認同的是臺灣的什麼價值呢?

這樣的疑問困擾著我,卻無法阻隔我與臺灣這塊土地的連結。我們透過像瓊華老師這樣對於臺灣有著強烈情感的前輩們,知道臺灣、認識臺灣,一點一滴找回失落的那些記憶。而對於自己,似乎會是傅榆導演在紀錄片所呈現的那樣,認同就是一種不斷在游移中自我探詢的過程。可能無法確切的給出答案,更可能在過程中迷惑。然而卻能透過自身去感受、連結身邊的人、事、物,無關國族、血統,一點一滴地將飄浮在空中的我們,落地。

出刊日期:20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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