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魔鏡」到「上學去」:台灣教改與紀錄片背後的真人真事

教育是把社會不平等正當化的「社會煉金術」嗎?最後十堂星期四的課發起人之一、南華大學教授周平,用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多重角度,分享他長期關注台灣教育、及「以身試法」杯葛教師評鑑的過程。
世新大學學生在創辦人銅像前灑紙錢抗議。(圖/《上學去》)
世新大學學生在創辦人銅像前灑紙錢抗議。(圖/《上學去》)
我在春節期間看了兩部紀錄片,分別是「魔鏡」和李惠仁導演執導的「上學去」。
「魔鏡」主題是在升學主義和考試領導教學心態主導下,扭曲的國民中學教育。許多國中行政主管充分發揮華人文化陽奉陰違的行事邏輯,違反「常態編班」的官方宣示,而實質上進行「能力分班」,導致極端的菁英主義和普遍的失敗主義後果。
「上學去」則是以五個私立大學(世新、東方、永達、南榮和南華)在新管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肆虐下,如何以行政凌駕教學、成本效益原則和指標化的績效主義來治理大學,而嚴重違背校園民主、學術自由、教師工作權和學生受教權。
兩部紀錄片儘管關切的主體對象不同,一個是國中,一個則是大學,但他們卻有著高度的關聯性。兩者所襯托出的是台灣這20年來表現在教育上面的資源分配不公、階級兩極化、城鄉差距拉大和功利主義的教育觀。
對我個人而言,面對這兩部紀錄片,我具備雙重身分,既是親歷其境的局內人,也是個以社會學觀點冷眼旁觀的局外人。以下容我就遊走於局內/局外的雙重視野,來檢視兩部紀錄片。
紀錄片《魔鏡》。
紀錄片《魔鏡》。
「魔鏡」所拍攝的情境脈絡是17年前,當時,我的女兒正好就在新竹的一所國中就學。身為家長和家長會委員,我深深體驗到女兒進入國中後,不再像國小時期那麼自由自在地學習和快樂地遊戲了。無數的段考、模擬考和課後長時間的補習,佔滿了她的時間表,反覆記誦教科書內容成了成績保證的不二法門。儘管九年一貫政策希望減輕升學主義的壓力,但國中基本學力測驗,仍然成為考上好高中的主要憑據。就像「魔鏡」中所描述的彰化縣一些國中學生,我的女兒也必須犧牲睡眠、減少樂器練習時間,更不容許自己有太多自由探索知識的空間。如今回顧起來,對我女兒而言,她的國中歲月就代表著童年的消逝。
九年一貫教育政策,除了強調課程統整、領域教學、協同教學外,教育部更三令五申地宣示國中教育必須落實「常態編班」,反對任何形式的「能力分班」。然而,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從「魔鏡」當中可以看到,國中教育中的行政主管一方面出於自己的業績壓力,一方面又要滿足來自議員、學生家長的人情關說,而必須名實斷裂,說一套,作另一套。當升學主義、唯智教育深植人心沒有被徹底翻轉之前,惡性競爭的結構就會促使許多國中,利用各種障眼法或變通的巧妙安排,來遂行實質的「能力分班」。如,各類資優班、才藝班等,當然,最露骨的就是根據智育成績劃分好班(如A段班)或壞班(如B段班)等。猶記得在我國中的年代(40多年前),當時的能力分班問題是甚至更粗暴地以升學班和放牛班來加以分類。
儘管如今的國中學生幾乎人人皆可升學,但高中的優劣和下一階段考上優良大學的終極目標,仍使得國中的變相「能力分班」造成學子們極大的壓力。「魔鏡」中,我們可以看到,被分到「好班」的學生並沒有因此就比較快樂,他們更有可能在更為激烈競爭的班級文化中,被每一次的考試壓得喘不過氣來。而被分到較差班級的學生,則一方面感受到師資、資源更方面都不如「好班」,更因為「壞班」這個標籤所含有的污名,而傷害了自己的尊嚴和自信心。
許多教育行政主管和學生家長普遍信仰所謂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也就是,篤信學習成績的優劣完全可以代表每一個學習者個人努力的結果。這種個人主義式的學習成就歸因,就正當化了一個信念,即努力的人應該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和認可,反之,怠惰的人就應該得到較少的資源和應有的懲罰。好似一切差別待遇都來自一個公平的競爭規則,所以沒有不平等、不正義的問題。
但,這種歸因和衍生而出的分類(如能力分班)完全看不到除個人所身處的社會位置(如階級、族群、性別或地域)對個人在學習機會上的有利或不利條件。換言之,如果沒有徹底改善社會條件上的不平等所導致的學習條件差異,則「功績主義」心態,將使得教育制度成為複製階級不平等代代相傳的工具,而其中,「能力分班」就成了社會階級兩極化的共犯。
許多批判的教育社會學者都注意到,台灣的教育體制在理念上宣稱每個人的受教機會均等,但實質上卻更多地促成了貧富、性別、族群和地域差距與學習成就之間的高度關聯。法國社會學者Bourdieu甚至認為教育成為正當化不平等的「社會煉金術」(social alchemy),這當然是不正義且不能被接受的。這是我們在觀賞「魔鏡」這部紀錄片時,可以反思的結構性問題。
至於李惠仁導演的「上學去」一片,我的身分就更加接近局內人的腳色了。
就先從我的肉身經驗來說起吧!
台灣高等教育20年來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新管理主義(neo-managerialism)心態所衍生而出強調量化指標的各式評鑑,如系所評鑑、校務評鑑和教師評鑑等。大小不斷的評鑑和多如牛毛的指標,徹底地扭曲了大學的校園文化,造成非常嚴重的行政凌駕教學和大學知識分子學術自由的限縮。我個人在公共論壇上經常為文針砭績效評鑑對台灣高教的傷害,也親身參與高教工會的成立與無數的實踐行動。
近10年來,我們對高教評鑑所進行的批判性論述,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解構性力量。教育部早已承認以高教評鑑中心主導的各類外部評鑑,確實有不少可議之處,從而正式宣告不再進行強制性的系所評鑑。
然而,為德不卒的是,由於教師評鑑是內部評鑑,被視為屬於大學自治的範疇,因此,教育部無意介入各大學自訂的教師評鑑制度。事實上,教師評鑑早已在許多大學變質成為行政單位控制教師的手段,完全背離所謂提升教師專業素養的初衷。教師評鑑所造成的扭曲早已嚴重傷害大學法第1條所宣示的學術自由精神,教育部的漠視難辭其咎。
為了堅持絕對的學術自由,我決定以身試法,挑戰這個名存實亡、弊大於利的評鑑體制。我和本校通識中心的謝青龍教授在沒有相互約定的情況下,各自決定以「公民不服從」的姿態,徹底杯葛本校的集點式的教師評鑑制度。
儘管我們為此付出了代價,例如失去了升等機會、校外兼課、超鐘點和部分年終獎金,但我們求仁得仁,矢志堅守理念,至今已連續第6年成為評鑑不及格教師,而這非常有可能使得我們兩人會面臨學校不續聘的懲處。
就在即將面臨失去教職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們決定在校內開了一門零學分的課,課名是「最後十堂星期四的課」。我們選擇10門兩人在南華大學教學近二十年來所擅長的課程主題,分10週授課。這是我們對南華大學莘莘學子的最後叮嚀。李惠仁導演如實地捕捉到我們這個抵制行動的心路歷程,讓我們有機會將自己為堅持學術自由、寧願犧牲教職的行動透過紀錄片呈現在觀眾面前。也讓我們有機會邀請觀眾朋友們,與我們一同反思台灣許多大學如何在績效主義的扭曲下,扼殺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探求真理的勇氣。
其實,這部紀錄片最大的亮點就是掌鏡者親自入鏡,既是觀看者,也是觀看的客體。換言之,就是把高教亂象當作觀看對象的李惠仁導演本人,親自進入高教場域中,就近體驗這場高教沉淪大戲。
觀看者同時身兼其所觀看情境中的行動者,李惠仁導演以身為度,親自報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一方面以行動支持這個強調社會實踐的研究所抵抗校方的行政霸凌和教育市場化的歪風。
觀察者和行動者的雙重身分,使李惠仁導演深深體會到台灣高教行政主管一方面信仰資本主義的利益最大化原則,把招生報到率視為系所經營績效,一方面又巧立名目以極權的手段來打壓校內的異見。
換言之,在台灣經歷解嚴和政治民主化的歷史性轉折過程中,我們卻看到許多大學以績效主義行政手段和成本效益原則來傾軋校園內部的民主文化。世新大學董事會和行政主管,利用沒有民主代表性的校務會議,作出社發所停招的決議,並非世新大學的特例,而是普遍性存在於台灣高教,特別是後段私大的共相。
諷刺的是,由於世新大學的校方行政獨裁和公報私仇,反而引發的社會各界支援世新社發所的聲浪和行動。所謂「一方有難、十方馳援」,平時積極為弱勢發聲的社發所,得到無數社會團體和個人的聲援。其中最精采的聲援行動就是,李惠仁導演親自報考並且錄取成為社發所的研究生。儘管教育部判定校方停發的決議程序不完備而退回停招申請,但這場校方和師生間的戰爭還未停息,身處其中的李惠仁導演和李惠仁同學,會激發出甚麼樣的火花呢?相信,這是鏡頭之外,仍在上演中的好戲。
南榮大學校長利用職權向教師販售假學歷,是高教亂象的另一個縮影。當績效主義和利益最大化成為大學行政的兩隻尚方寶劍時,行政凌駕教學將成為必然,失去民主監督機制的校園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讓一些掌權者鋌而走險、違法瀆職、咨意妄為。雖說是校長一人觸法,但造成他踰越法紀的原因卻是結構性的。我們若不能對症下藥根除結構性的病因,則大學主管違法亂紀的案例將層出不窮、越演越烈。
永達技術學院的停辦則代表後段私立大學的各種典型病兆。如私校董事會的家族化、校產通家產、政商關係掛勾、行政主管違法濫權等。這些問題所衍生出來的後果在「上學去」一片中顯露無遺。以永達為例,董事會的惡搞,不但造成校地校產多年的廢弛、教師工作權不保,甚至也嚴重地傷害了學生的受教權。永達的停招案也透露出教育部偏袒董事會且忽視師生權益的心證,這不免讓人擔心教育部在草擬「高級中學以上私立學校退場條例」時,是否真心想要捍衛私校的公益性和公共性和董事會組成方式的民主性。目前高教禿鷹正在即將面臨退場的私校上空盤旋,教育部是否透過各種合法掩護非法的手段,製造無縫接軌的逃逸路線讓私校董事會清空師生並保住校產或校地,甚至引狼入室讓財團輕易接手私校董事會,透過轉型、改辦、合併或停辦等手段掌控大量校產,這是我們看完「上學去」,必須要擔憂且要繼續監督的
東方設計大學由於校長難產,教育部委任世新大學前校長,現任監察委員賴鼎銘,為官派校長。在紀錄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賴校長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和後段私立大學在台灣高教資源分配不正義的惡劣結構下的限制。
新管理主義所造成的行政凌駕教學,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教育商品化和資源分配不公,所造成偏鄉後段私大的種種亂象,是「上學去」中真人實事情節背後的結構性條件。
在紀錄片的結尾,我們看到的是,在這樣惡劣的結構性條件下,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成立了。
本人忝為工會成立宣言的起草人,在成立大學中公開宣讀了這個宣言,並且在最後邀請全體與會會員代表大聲朗讀以下四個理念和目標:
達成公平的高教資源分配,追求社會正義。
營造進步的高教校園民主,落實大學自主。
匡正扭曲的高教評鑑制度,提升高教品質。
捍衛基本的高教勞動條件,保障勞動尊嚴。
「魔鏡!魔鏡!誰是班上最聰明的小孩,誰才可以吃下這顆又紅又大的紅蘋果?」 這個提問是一切不平等的起源,我們有必要換個提問方式,以破解台灣國民義務教育所深藏的菁英主義和升學主義迷思。或許我們要問「魔鏡! 魔鏡!如何讓所有的小孩吃下這顆又紅又大的紅蘋果?」這不但是個分配正義的問題,更是個肯認正義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大學,後段私立大學除了本身董事會和行動主管問題外,招生不佳、面臨退場也透露出長期以來分配不正義和肯認不正義的惡果。除非我們可以根本地面對這些不正義所造成的結構性扭曲,否則高教工會的四個理念和目標將難以達成,「上學去」將仍會是一場夢靨。如何讓私校教師和學生都能快樂地「上學去」,讓我們回到紀錄片「上學去」繼續深入地思索吧!

編按:紀錄片《上學去》紀錄了周平與謝青龍開設「最後十堂星期四的課」過程,可於公視+線上觀賞。

出刊日期: 2021.03.03
周平
作者 │ 周平
畢業於素以社會批判享盛名的紐約新社會研究院。在南華大學應用社會系任教。曾擔任國際長和系主任。現為台灣高教工會副理事長。雖然是社會學博士,但不願墨守成規,總喜歡撈過界,對佛學、量子力學和音樂有高度興趣。除長時間投入二胡、大提琴、葫蘆絲和把烏的練習與演奏外,也常在報端為文批判不公不義的社會現象,特別是教育亂象。在學校除了較傳統的社會學外,也開授笑話、動物、瘋癲和音樂等社會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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