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臺灣第一次和大數據相遇:後藤新平與國勢調查

日治時期臺灣第一次人口普查,由當時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主政,相較現代人口普查時民眾對隱私權的質疑,百年前的那場調查也不遑多讓。
後藤新平。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
後藤新平。圖片來源/日本國會圖書館
回顧2020,是新冠肺炎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一年,但在這尾數為「0」的年度,有件沒有改變的事情,就是世界各國展開了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任務,在這人與人之間都得保持安全距離的時刻,訪查員仍得挨家挨戶的進行調查,勞師動眾又容易引起民怨:「為什麼要問家裡幾房幾廳、幾個衛浴設備?我可以拒答嗎?」
社會環境不斷改變,現代人越來越注重隱私,訪查難度大大提高,如此吃力不討好,為何仍堅持進行調查呢?但若把情境移回新冠疫情,當為了防疫而必須進行居家隔離時,這些住宅狀況的調查項目,不正是政府得以進行管理的基礎資訊嗎?因為很基礎,我們往往會遺忘人口普查之於國家「數位運作」的重要性。
數字早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像是每天下午兩點就會自動守在電視前觀看疫情記者會,全民的心都隨著公布的數字七上八下。而當全世界口罩短缺,數位政委唐鳳帶領團隊做出的口罩地圖app,第一時間就能讓物資有效分配避免恐慌,這讓日本媒體高度讚譽,稱唐鳳為「臺灣的IT天才大臣」。臺灣能夠展現作為資訊大國的樣貌,要歸功於一代代「數數的人」所累積出來的大量統計數據,這甚至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日治時期,臺灣第一次和現代統計學相遇的時候,當時也有一位天才大臣,那就是第三任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
為了拍攝關於臺灣人口普查的歷史紀錄片,在疫情爆發的半年前,我走訪了位於東京文京區的拓殖大學,從名稱就已透露出,這間學校和日本帝國殖民歷史的關係,它的前身為「臺灣協會學校」,正是為了培育治理臺灣的技術官僚而建立,學生有義務畢業後要到海外去工作,這樣的學校在今日可說是空前絕後。
拓大臺灣研究中心主任長谷部茂老師帶著拍攝團隊進行校園導覽,圖書館一樓大廳矗立著兩座由臺灣企業家許文龍先生捐贈,親手創作的半身銅像,一座是被譽為「臺灣糖業之父」的新渡戶稻造,另一座正是後藤新平,長谷部茂老師介紹時不禁感嘆說到「後藤校長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統計狂啊」,原本教科書的中的歷史人物,當被他人口中稱為「後藤校長」,跨越百年的距離瞬間縮短。
來到校史室,後藤新平的肖像畫就掛在迎面的牆上,原來他正是拓殖大學的第三代校長,翻開畢業紀念冊,教授統計學的老師水科七三郎,則是設計臺灣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的戶口調查部課長,兩人來這間學校前,在1905年一同完成了臺灣史上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在日本又稱為「國勢調查」),相較今日調查時對於隱私權的質疑,百年前的那場調查可不遑多讓,平常沒有纏足的婦女因為深怕失去纏足的權利,特地用布片裹住腳踝偽裝;或有民眾原本將養子當成親生兒子扶養,卻因為調查而曝光;甚至有離家數年行蹤不明的遊子,為了調查突然返鄉,使得家鄉父母大為驚喜。
閱覽相關史料時,在日本第一回國勢調查的紀念明信片上,看見日本統計學家花房直三郎寫的一句話「如果沒有國勢調查的話,就好像盲人摸象」。這句話在當時的臺灣可能不只是比喻,水科七三郎設計調查表前曾環島訪視,發現臺灣盲者比例是世界第一,而在人口普查後發現,盲者多為出生時受到母親淋病的感染,因此後藤新平開始加強出生嬰兒的醫療衛生改善,在下個十年的調查中,也確實看見了盲者佔總人口的比例減少了2.7%,現代統計學猶如抹除眼前的翳障,讓臺灣撥雲間日清晰了起來。
一場統計調查的施行,其實是執政者與人民彼此了解的過程,過去一人在上的君王時代已走入歷史,現今社會政府跟人民的關係越來越對等,但是雙方地位要平衡,必須先建立信任,如何創造一個資訊透明的開放政府,讓民眾能夠認同調查是表達「我們的意見很重要!」的一種民主機制,可能就是社會期待未來的天才大臣可以破解的,未完成的任務吧。

編按:徐浩軒為《現代臺灣締造者 未完成的任務》紀錄片導演之一,本紀錄片系列將於2月23日起於公視+上架。相關臺灣史節目《懂了也沒用的台灣史?呂捷表示__》亦可於公視+觀賞。

出刊日期: 2021.02.19
徐浩軒
作者 │ 徐浩軒
臺灣大學經濟系畢業,師從陳懷恩學習攝影,現為自由編導,長期關注藝文、歷史及社會議題。導演《一個人的收藏》、《公視新創電影_不發火》、《鳳凰衛視_未央歌》、《央視:朗讀者余光中篇》等多部作品。
歷史上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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