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的當代意義

想追逐天使還是逃離魔鬼,去山裡吧。
《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劇照。
《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劇照。
考究人類登山的歷史,放到整個文明歷程中看,其實並不悠遠。如果說七萬年前智人離開非洲是文明的起點,登山史則不超過300年,顯然,登山雖不是人類演化長夜中的關鍵事件,但卻是現代社會中具備指標意義的新興行為。
不論西方還是東方,登山在歷史中都不是一件情願的事,在流傳的紀實繪畫裡,山岳充滿著黑暗、暴力和不安,因為宗教或商賈原因,被迫要穿越山區的人們對之惶恐不已,更遑論要攀緣而上去登頂。十七、八世紀,現代社會的圖景緩慢浮現,兩股內在湧生的力量,開始「威脅利誘」現代人上山,強勢發展所及,「登頂阿爾卑斯山的未登峰」甚而還成為英國社會最時髦的紳士風範。
其中一股正面的驅力,是城市中的中產階級男性,為追求著自身感官經驗最大程度的提升,向著大海與高山冒險突進。對於剛剛度過啟蒙時期,進入浪漫主義思潮前端的歐洲人,藉由自身肉體感官的感覺能力,搭配上觀察自然萬物的知性分析技術,向著全世界各個未知地去作探索,是一個完美自我的最佳實踐。普魯士大文豪歌德是這種人生典範的倡議者,他的年輕同胞——博物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則是實踐者,他在南美洲冒險五年的採集浪遊時間裡,曾經試圖登上海拔6268公尺的安第斯山北端高峰欽博拉索山(當時歐洲人認為的世界最高峰),雖然因為冰河裂隙受阻,但他利用氣壓儀測得到達海拔5917之處,仍是當時(1802年)人類所及的最高點。
另外一邊,那股反面的驅力也與現代生活相關,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透過科學技術、官僚組織、時間分工⋯⋯,將現代生活編碼進一個高度固著化、例行化的生命排程,從好處看,現代人不必再如老祖宗那樣,得單打獨鬥地來應付自然的磨難,但從壞處看,現代人得依照集體外加的律則來成為一個不情願的「社會人」,壓抑自身的原始慾望之外,甚而得過一種為了規則而規則、不問規則要服務哪種人性的異化生活。因而,在這般灰暗的人生景象之外,高聳入雲,披覆著暟暟白雪的高山,就成了人們重尋某種存在意義的失樂園。
十九世紀初,英國浪漫主義詩人喬治.拜倫(George Byron)在他的長篇敘事詩作《恰爾德.哈洛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之中,透過主人翁哈洛德的自述,如此這般地勾勒了當時英國新世代對自然與城市生活的極端反應:「我不住在我身體的軀殼之中,而是我周遭世界的一部分,對我來說,高聳的山岳帶來情懷,但人類城市的低鳴,帶來的卻是折磨。」
從正面的潮流看,登山讓現代人成為一位感官能力更強的人,讓他在社會中常抱冒險的意願和創造的能力,從逆向的發展看,愈是高度壓抑個人、重度規範的社會,愈是會把它的住民推上山巔,因為在大自然的世界裡,環境和萬物具備著療癒的能力,在平地被社會價值所拋棄的個人,反而能因身體和生命的豐富感受,重尋自身的主體性。
台灣在日據時期,藉由輿圖測量、博物學家踏查而開啟登山,光復之後,因為戒嚴法關閉山海,使得登山成為極少數人才能實踐的體力運動,隨著社會慢慢演變,對身體感知能力和創造性需求大增,登山也慢慢從一種突兀、冒險、有礙公益的受排擠行為,逐漸轉變成大眾喜好的新興嗜好,如果我們細心地睜大眼睛,將會發覺歐洲十九世紀發端的登山兩大驅力,仍然在我們社會的各個角落發揮作用——美國社會運動家、長程健行者傑佛瑞.萊斯利(Jeffrey Rasley)說得好:我們要不是因為追逐天使(chasing angels)去登山,就是為了逃離惡魔(fleeing demons)而登山。

編按:《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講述四位台灣年輕人與四座台灣山岳地帶生命交織的故事,2月25日起可於公視+觀賞。

出刊日期: 2021.01.29
詹偉雄
作者 │ 詹偉雄
1961年⽣於台中縣豐原鎮,台⼤圖書館學系學⼠、新聞研究所碩⼠。九○年代從事過財經記者、廣告公司創意總監、參與博客來網路書店創辦, 1999年參與《數位時代》創辦,擔任創刊總編輯︔2005年參與學學⽂創志業創業︔2007年參與創辦《Shopping Design》︔2012年創辦《Soul》、《Gigs》、《短篇⼩說》。出版:《迫⼒的東京》、《e呼吸》、《美學的經濟》、《球⼿之美學》、《風格的技術》。⽬前專職於⽂化與社會變遷研究、旅⾏、寫作。
只有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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